法学名著读后感（一）

读完郑永流教授的《法律方法阶梯》深有受益，几点体会记录如下：

深刻认识法律的局限性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法律只是众多社会现象中的一种，尽管法律在现代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法律仍然没有超越社会的力量，也永远不可能拥有超越社会的力量，因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这也是马克思说过的原话。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法律总是跟随著社会的脚步而不断向前。法律仅是社会中调控手段之一，法律不可能将其触角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因为在有的地方它是多余的或者说它是无能为力的。法律就其自身而言，由于种种原因也不是完满的，总是存在著词不达意或无法达意或不能达意之处。法律就像人一样，不可能做到样样通样样精，这就需要审视自身，发现自己的长处了解自己的短处。对于法律自身的缺陷也就是法律漏洞要多加考究，以至于找到解决漏洞的方法。

错位的法律推理观

以前认为任何法律事实都会找到对应的法律规范，在对任何一个法律事实进行最终的正确的法律评价时必然运用到演绎推理，因为演绎推理是一种必然推理，即从真前提能够必然地推出真结论的推理，法律必须正确适用，而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必然要归结在演绎推理上，因为只有演绎推理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性，而其他的推理方法都

具有或然性，只能作为演绎推理的辅助方法，故为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最终都要依靠演绎推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小前提不相称，也就是事实与规范存在紧张关系，这就需要去构建大小前提，建构意味著使实事一般化，将个案向规范提升，将规范具体化，使规范向个案下延，并在两者之间来回审视，螺旋上升，最终使事实的小前提满足规范的大前提，从而得出正确的法律判断。法律应用中演绎推理的核心问题是大小前提的建构，在大小前提有不确定的情况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确定大小前提，在建构大小前提中要运用到多种法律方法以保证大小前提得到正确确定，从而得以顺利实现推理结论。

对法律人的重新认识

之前总是觉得法律人仅仅就是掌握法律知识并从事法律工作的人，现在认为法律人的内涵远非如此，法律人的真正内涵应该是有一套自己的完整的关于法律方法理论与法律思维的人。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与思维角度决定了对事物的看法，知识结构与思维角度又是很难分开的，两者相互作用与配合。知识结构是在长期的学习与生活中形成的，是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认识与体验的总和，是一种刚性的，最起码来说对自己是一种刚性的，因为自己及外界的局限性这种刚性不易改变，往往成为我们判断事物的基础。对一个新事物的探究就是在自己的这种刚性的知识结构上的不断寻求进而不断汲取新的东西重新积淀为知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思维角度或思考方法是无意识的站在自己的不同立场运用自己的知识结构对事物观察或判断的方式，知识结构制约著思维角度同时思维角度也丰富著知识结构。对事物的认识就是在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与转换思维角度中完成的。法律人我认为首先也应当先构建起自己的法律基本概念，这也就是成为自己刚性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是构筑我们自己法律长城的第一步，其次就是在这个永不完善的第一步上进行修补增加，这种修补增加断不是臆造的而是必须建构在一种科学的认知法律的方法之上，有了这个方法的武器，法律人才能不断地科学地扩大增强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在这个无尽的法律认识之路上取得进步，而《法律方法阶梯》一书正是教给了我们以“渔”。只有获得并掌握了这种“渔”才能称之为真正的“法律人”。

法学名著读后感（二）

法学名著《论法的精神》有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很经典：

在人民完全无权参加政府事务的国家中，人民会像管理国家事务那样为某位演员而狂热。当没有阴谋诡计的时候，也预示著共和国的悲哀将至。这一切发生在人民被人用金钱收买的情况下。人民变成了冷血动物，他们迷恋金钱，不再热衷于国事。他们并不为政府分忧，也不关心政府为何有打算，而是悠然地等著薪金。

也不知道老孟是如何在几百年前得出这样的语句的，但这不正是几百年后我们的写照吗？

没有人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反而对超女、好男儿、明星绯闻有超于正常的热心。媒体对政治的关注和监督，仅限于传话筒的作用，披露的都是有关部门愿意透露的，没有引导公众知情权存在的有效价值。学生忙于考级、失业，哪有时间关心政治和国事。有钱人也忙著在香港生小孩或者送孩子到国外，都不想呆在这里。

之所以谈他们，是因为他们是有能力有责任来关心国事。从知识层面来说，他们只要不是太愚笨，就能形成自己对国事的观点并加以表达。但先富起来的口号让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有奶就是娘，一切围著钱转，所谓感动哪一年的人物什么的评选没有任何意义3come文档频道，这不能触动心灵，人们不是已冷血了吗？法规、政策多多，为什么出台也没有人关心，相关部门不也总得找点事做出点成绩吗？没有民意的东西谁去管呢。就拿个税自行申报的措施来说吧，有几个收入过12万的人主动申报来著，即使道德和良心水平达到了，认为该收，但谁又知道收了的税是否调节给了低收入者，而不是由贪官们挪用了？审计出的大问题不是不知道，没审计出的问题还不知道有多少呢！明明没有参加政务的实质，还挂了个主人翁的狗头名声，可怕的形式，不知是骗了先烈还是骗了世人。

只是不知道老孟说的悲哀将至是指的什么，也许是社会发展对自由、科学、民主的历史再倡导吧。

法学名著读后感（三）

《法律之门》是美国各大法学院比较通用的一本法律教科书。作为法律专业人员，在研读之后，第一感觉是上大学时都干什么去了，这么好的书竟然没读？不过，晚虽晚矣，但终于已经阅读了。读后有以下拙感，籍以自勉。

《法律之门》从内容上来看，有其广泛性（不仅全面介绍了英美法律、而且深入浅出地描述其适用过程）、生动性（不是冷冰冰的说教，而是集法理、判例、文学素材、相关资料于一体）、开放性（不仅是高高在上的法理陈述，而是平等地提出问题，授予分析法律问题的方法）；从体例上看，整篇从解读现实中的法律开始，到法律如何实施、法律的实施主体、冲突如何解决以及法律的未来均有论述。《法律之门》作为大陆法系的阅读者，不仅仅是阅读习惯上的新奇之感，而且其理论的深邃、理论述说的条理逻辑，均有震撼之感。仿佛至此，法律之门已经打开，而我却刚刚才要求进入……

法律是什么？作为法官，我们虽然每天都在运用法律，但如被问起这个问题，如何作答？我还真不知道。在我们日常处理的案件中，有两种模糊性的来源，即事实上的模糊性（发生了什么？）和法律上的模糊性（对所发生的事实运用什么法律？），而真正确定的东西在我们裁判之前是不存在的。那究竟法律是什么？美国著名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说：“法律就是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测，而不是其他的虚伪和矫饰。”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我和他的想法一样。

在司法过程中，一旦技巧和工艺占了统治地位，就会导致文牍主义的结果——对于所有遭遇这一结果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法官是工匠吗？对于法官的要求仅仅是要求其明了裁判的技术原理、解释规则、法律术语，以及推演结论和发现答案的方面，就足够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作为法官，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裁判的目的是寻求正义，我们崇尚正义。 何谓正义？记得罗斯柯·庞德曾经说过：“我们都需要地球，都有大量的愿望和要求需要满足。我们有那么多人，但却只有一个地球。每个人的愿望不断地与邻人相冲突或者相重叠……即使这些物资手段无法满足人民的全部需求，至少也应该尽可能地人人有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法律的目的在于正义。我们不以为正义是一种个人美德，我们不以为正义是人们之间的理想关系。我们以为正义是一种制度，我们指的是这样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规则——它将使维持生存的物资、满足人类享有物质和采取行动所需求的手段，能够尽可能地在最小摩擦与最少浪费的情况下人人有份。”依庞德之见，法律体系的设计是用来决定在物质财富和生存空间方面相互抵触的需求之中，何者应被认可和保障，何者应被否认和拒斥。法官，是上述判断的裁判者，用正义的理念指导裁判。

所以，相对于优秀的技师，法官应该具有更深层的关于价值的追求。虽然争议不是一件可以抓取或者固定的东西，但通过我们的裁判，至少可以使结果更接近正义，更趋向正义。我认为法官不仅应当是一个优秀的技师，而且亦应当是一个具有深邃思想的哲人、一个具有崇高道德标准的好人。法官不仅在适用法律，同时亦是在创造法律。

大多数美国人将法律视为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尽管他们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输掉法律战役和金钱，这种“诉讼爆炸”往往使人们成为了“司法帝国”的奴隶。现阶段，我国的“诉讼爆炸”亦初露端倪。前面已经陈述了法治的目的是为了规制人民在物质分配方面的行为，以最少摩擦和最小浪费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所以，这种以法院为单一途径的解决方式，是否已经妨碍到了我们社会的法制健康？诉讼泛滥使我们的法院没有能力及时、经济而有效地施以救济，诉讼泛滥同时又使法院超越自身的能力与合法性而将触角伸向不该伸向的领域，不仅要求法院处理公民好讼喜争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又将法院力所不及的社会难题一股脑推向法院这个看似终极的处理方式。

有鉴于此，西方国家将目光投向了小型社会的调解机制。在美国，有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司法部、美国仲裁协会、调解和冲突解决研究会以及许多社区团体，正尝试运用以社区为基础的调解，以解决微小的个人纠纷，这将提供一个更人道、反应更灵活且更易于接近的司法形式。这种形式的纠纷解决，其抚慰与合意的性质在社会越来越多的批评对抗制审判和威胁性制裁的状况下，更具有吸引力。或许在现有法律体制的正式程序之外，某些纠纷所涉及的实体正义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仿佛与我们现在提倡的庭外和解以及法院内部要求的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不谋而合。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应该更多地寻求法院之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正义的话题。(www.wolizhi.com)正义，作为法的目的，是个人生活与拥挤的世界里所有人的活动之间的理想化的妥协。我们的司法程序寻求这种理想化的妥协，而法院之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则从个人活动的主体角度去发掘，让活动的个体从主观上去同意妥协。这不仅是纠纷解决的方式，更是纠纷解决的艺术。 美国的法学不是没有深刻的理论，它的理论体现为一种面向民众的说理，虽没有德国哲学的繁琐和法国文学的浪漫，却有著古罗马演说家的激情和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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