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胡风读后感

巴金为什么要等到胡风死去一年的1986年8月20日，才写出《怀念胡风》一文？这一直是一个难以释怀的谜。

两人本是30年代的好朋友，同为鲁迅关心的弟子，而且他们均是鲁迅逝世的“抬棺人”。巴金与胡风的个人来往，远不如他与沈从文的关系亲密。在1949年以前，不论在抗战前的上海或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还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在某些文艺问 题上的看法，与巴金也曾有过距离。

1955年，在举国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和胡风已有深交的巴金，竟在上海作协多次主持批胡大会，并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批胡檄文。当人们为鲁迅先生曾有不相信胡风是特务，赞扬胡风的文章而为难时，巴金奋起反驳：那是先生受了他的骗！1955年2月，巴金在北京听报告时遇见胡风，胡风恳请巴金多批评他，多提意见，巴金却当即愤怒地指责胡风是“　做贼心虚”。可想而知，当胡风面对20年的老朋友、同为鲁迅弟子的战友，竟然也如此“大义灭亲”，并坚决表示“我们只有毫无怜悯地把他们打进他们自己亲手挖好的‘深坟’里去。”此后，巴金还写了杂文《“学问”与“才华”》，继续批判胡风。

31年以后，巴金以沉重的心情重新回顾与胡风的交往，他特别提到1955年自己为了“过关”对胡风所作的批判，他表示，当他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时，“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文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以为，这是整本《随想录》中最为情绪激荡之处，具有“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景象。我们可以推想巴金在讲述这番话时，那种悔恨的程度。

人们不应该忘记，当年批判胡风的人成千上万，几乎所有知识界的知名人士毫无例外地参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声讨。他们如果都能像巴金那样，存有一点惭愧之心，记住灾难，记住自己扮演过的角色，今后再要制造历史性的大冤案，就不会那么容易了。但这几乎是奢望，对巴金来讲，胡风已经是他晚年心中的一个梦魇。这是他难以逾越的一个梦魇。道理就在于知识分子、一般人承受的政治压力再高，也高不过胡风身为囚徒在监狱中的生死压力。1966年夏，胡风尚在服刑。官方来人要他揭发周扬问题，威逼兼利诱。人们都知道胡风揭发周扬，无论如何都不为过；此时胡风不揭发周扬，则可能加重刑期，甚至被推向极刑。是报复宿敌，以求获得“正当”的自由？还是顶着压力，甘冒生死之祸，保全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胡风的态度是：不管报上说得怎么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在这里为某个人说一句坏话或一句好话，问题是怎样就说怎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像这样来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

可是，当改革开放后，当巴金已在深刻忏悔，已经知道胡风是冤案之时，对如何直面胡风，显然他一直没有考虑妥帖。他一次次失掉了“永无重现”的机会。巴金后来自述：“去年（1985年）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我行动不便，只好让朋友们过来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还认得他吗？’我愣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1955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这以前（也是八十年代）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

这些细节是堪可玩味的。胡风出狱后在上海治病，同在上海的巴金，经常去医院的巴金，居然可以因为惭愧而不去当面向胡风致歉，这就让人不明白其中的奥妙了。“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胡风由他女儿陪着来了，坐在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脸上，我找不到过去那个熟悉的胡风了。……我打算在休息时候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

毫无疑问，《怀念胡风》是他最后的也是最动感情的一篇随想。文中他详细剖析了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为了明哲保身而不惜任意上纲写表态文章时的痛苦心情，此时的忏悔之情给他造成的内心伤痛已经无以排解，而使他感到恶心、耻辱。很显然，巴金在这里所忏悔的，已不仅是奴隶意识。所谓奴隶意识还是以相信自己有罪为前提，把自救的希望寄托于救世主，本质上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但巴金对他在50年代的一些行为的反思，则是挖掘到一个更深的思想层次上了：即在封建主义影响下，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牺牲正义和朋友，这就在事实上为专制作了帮凶，而在这行为的背后，他原是明白是非的，以他的良心也要为此而受到煎熬，结果就在愈加绝望的生存环境和身心交困的巨大痛苦中，他最终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经奉作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这也正是他何以会在“文革”中变成精神奴隶的心理基础。

由此从《随想录》第七篇《“遵命文学”》中对自己在1965年参与批判柯灵的剧本《不夜城》的反省，到最后关于反胡风运动的忏悔，巴金艰难地完成了漫长的由浅及深的自我发现与清算。它的意义应该不仅在于巴金个人的反思，因为他所揭示的自己的心路历程，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所经历过的文化心态。特别是在50年代以后，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悲剧的成因中，无疑是包含着他们逐步地在环境压力之下放弃了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和对“五四”精神传统的扞卫这一放弃行为及随之而来的不断妥协、屈服于强势压力，最终在一代人的精神世界里打上了“觉新性格”的可耻的烙印。当巴金以割裂伤口的勇气揭示出这一切潜隐在个人和民族灾难之下的深层内容时，他其实也完成了对自己和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

值得一提的是，胡风出狱后，周扬握着胡风的手说，责任由组织来负。这是一句十分有意思的话。谢有顺指出，这就把胡风莫大的冤屈推到了一个空洞的组织身上，没有人去追问、承担个人该有的责任。这些细节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细节的本身，它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个可疑的心灵，中国式的心灵。每当我面对它们时，我的内心就会涌起一股深深的惆怅和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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