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罗江之祭读后感

乍一看《汨罗江之祭》这个题目，油然望文生义，臆测这是一篇凭吊屈原的感怀之作。从古及今，为屈原作挽歌的诗词文赋并不鲜见。不禁暗忖：本文题材选择似较“平常”。

不出所料，文章开篇即导引出与汨罗江魂魄相依的伟大诗人屈原。虽为“开门见山”，然之于读者来说实无多少新意。出乎意料的是，作者笔锋陡转，兀地恭奉出另一位堪比屈原的重量级诗人——杜甫。有“诗史”美称的杜甫，虽声名响彻皇皇中国诗歌史册，却少有人知晓他竟然亦与汨罗江一衣带水唇齿相连。行文至此，波澜顿生。更令读者“震惊”的是，同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化石级”雄才，同样长眠于汨罗亘古的江流声中，但屈原和杜甫的境遇却天壤之别。后人（尤其是今人）厚待屈子——“年年端午，竞渡的万千龙舟还在打捞他的魂魄”，却薄情于杜甫——“堆土为墓，少人拜谒，与凄清的墓地长年相伴的，多是春风秋雨夕阳晨雾，还有偶然在坟头点燃的几炷清香”。何也？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期待，皆被激发、引爆。这平中见奇的“开篇”，颇具匠心，却不着痕迹。

接下来，作者醉翁真意昭然。不再提及屈原，单细说杜甫与汨罗的贫病之交。“出峡入湘在湖南流寓三年之后”，他本欲“转道襄阳回归河南故里”。然而，“病重的他只得转道”前往昌江（今平江）投靠亲友。不料，“在距县城仅十里的小田村附近的江上，巨星即告陨落”，不得不被年幼的儿子“草葬于小田村天井湖”（即今人所见的“平江杜墓”之所）。作者以略带感伤的笔触，再现当年迟暮杜甫病亡于汨罗江畔平江僻壤的凄清、孤寂和无奈。“如果你远道前来，不仅可以一瞻杜甫遗迹，而且风行水上山间，鸟过田头陌上，还会向你叙述许多有关杜甫的传说”，作者以虚拟的语气既委婉邀约读者前往凭吊，又含蓄地流露出郁积于心的体恤之情。慨叹文豪迟暮，一掬惺惺之意。

作者曾为诗评家，以“以文为论”着称文坛。中年后，他开始写作“文化散文”，拾掇被岁月湮没的文化/文明碎片，企图与古人作灵界的沟通，遂成《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绝唱千秋》等一系列着作。既望能祭祖泽后，亦求慰灵安魂。挥毫至此(www.wolizhi.com)，作者不禁既为杜甫鸣不平，又为平江的“过失”扼腕。汨罗江以其宽广的胸襟接纳了怀才不遇、抱屈含恨的屈原，缘何不肯抚恤同样落拓不羁、雄才难展的杜甫？作者深知也许这不单单是平江的“失礼”，而错误的根源在于岁月的漫漫黄沙尘封了一段众说纷纭的“历史”——杜甫的葬身之地历来争论不休，难成定论。作为学者，作者切知不可隐讳这一段文坛“公案”。他坦陈，“全国杜墓今有八处，除四处纯属传闻和纪念性质之外，学术界考证杜甫真冢，主要有耒阳说、平江说、偃师说和巩县说”。但是，作者勇于跨越学术樊篱，斗胆拨开考古的重重迷雾，断言“平江杜墓是杜甫的原始墓葬”，甚至认为“死后的杜甫也很可能一直没有北归”。尽管作者也曾为此查史索简，但其所言仍难谓“确凿”。不过，作者无意纠缠于子虚乌有的考古发现，不想再在也许是毫无意义的争论中消耗满腹凭吊真情。于是，他再一次突发文人机趣，以一个假设句“如果有朝一日它们（传说墓中被盗走的重要文献）能重现江湖，就可以为平江杜墓出示旁证与铁证了”，一相情愿地了结了可能引发的新一轮文史论战。如此“痴言妄语”，不能不说是“强词夺理”，却难掩作者的率直、本真，以及大巧若拙的聪颖、才情。

作者略施“金蝉脱壳”之计，巧妙地钻出了文史迷宫，迅速回归到眼前“我”对杜甫最真切的瞻仰、凭吊情怀之中。“我居杜甫曾经流寓过的长沙，虽然离平江地不在远，而且心向往之，但人事倥偬，竟然直到最近的一个秋冬交割之日”，才得以“拜谒那一座山中的也是我心中的坟茔”。“君亡我才生”的遗憾已毋庸赘言，迟到的“拜谒”委实令“我”万千感慨盈心。千年时空隔阻，杜墓周遭荒芜、萧条。令“我”稍感安慰的是，“杜甫墓就在教室窗外不远，他老先生每天都可以听到克服困难前来上学的乡里小儿咿呀诵读之声”。“我”与杜甫非亲非故，且杜甫乃千岁古人，若“我”一任泛滥于心的悲情浸淫字里行间，不免多少有“矫情”嫌疑。因此，作者巧妙地规避了平庸文人固有的装腔作势、无病呻吟。“弯腰抚摸那冰凉的石础，想重温千年前的时光”，这充满文人逸兴、遐思的诗化的文字，隐蓄了满怀温润、煦暖的情愫。浅白的文字之下，奔腾着滔滔狂澜。寥寥数语，却无声胜有声！

“我”虽已踏入杜甫“陵园”，但杜墓却“犹抱琵琶半遮面”。虽不至于“众里寻它千百度”，但蓦然撞见，“我”心中自然荡漾起层层波澜——“小门吱呀一声推开，在一座小小的山包之上，在几株轻松翠柏的守护之中，猝不及防，近在咫尺，杜甫墓怆然巍然，撞伤撞痛也撞亮了我的眼睛”。作者曾多年与杜诗为伴，虽与杜甫阴阳两隔，然杜甫却早已驻足心头，似若故交，情同手足。尽管情积郁于中，但作者深谙微言大义、欲说还休的深意。因此，不过多渲染内心之悱恻，而顾左右而言他。

睹墓思人，自然会忆起杜甫当年的漫漫人生。首先流泻于作者笔尖的便是杜甫晚年的颠沛流离。中国人崇尚“老有所养”、“叶落归根”，以之为完美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果。然而，一代大诗人杜甫竟然与这二者无缘，只落得客死他乡，托体于异域莽苍的荒山野岭。作者似不忍过多回顾杜甫多舛的命运，此情此境，沉思移时，只好“在墓前久久默然低首，燃点一炷永远也不会熄灭的心香”。这就是人生的无奈，只能如此！

凭吊、拜祭之际，尽管作者不忍流连于杜甫的远去人生，但还是无法立即抛开杜甫凄恻的人生遭际，不可遏制地沉湎于杜甫的生前死后，浮想联翩。于是，活现在作者笔端的是一个何等仁慈、宽厚、温润的诗人！文人相轻，自古皆然。然而，杜甫却对同时代的文坛才俊不吝溢美之辞。作者慨叹，“忠厚谦逊”的杜甫“于前辈、同辈和晚辈的诗作”奉送了“许多景慕、褒扬和提携之辞”。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李白、王维、高适等。即或对那些才华单薄之辈，他亦给予温情的勉励。然而，同样诗才文华葱郁的他却难遇伯乐，甚至面临被遮蔽被遗忘之命数。比如，他死后不久，“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选录至德到大历末年二十六位诗人的作品，杜甫竟然未能入列”。如果说杜甫未能享受风光无限的世俗人生倘能令作者释然，那么杜甫的盖世诗歌才华备受冷遇就不得不令作者悲从中来，愤懑淤胸。走笔至此，作者再难抑制心中的狂澜，禁不住振臂疾呼：“世上许多有抱负有才华的人，常常得不到认识和赏识，有如明珠暗投于尘封的角落，好似良骥局促于偏远的一隅，有的人还屡遭厄运，抱憾甚至抱恨终生。”作者的率直性情，耿介品质，袒露无遗。唯一令作者稍感欣慰的是，与杜甫同时代的一些无名之辈曾给予过杜甫点滴温暖，“在杜甫凄凉寒冷的岁月，那不是如同两盆炉火温暖了他那颗已经冻僵的心吗？”

泼墨至此，作者实在不愿过多提及与杜甫齐名的李白等生前死后的风光。直面全国各处杜甫故居、陵寝横遭不测的悲怆命运，作者忧心如焚，坐卧不宁。作者历数它们所遭受的劫难，述及墓地被盗之时更是点燃了作者的一腔书生怒火，“盗墓贼是绝不会读杜甫的，杜甫从来不是大官大款……生前两袖清风，死后一贫如洗，有什么好盗的呢？”悲哉，痛哉，倘若杜甫在天有灵，他一定魂无所依，一定不会再对滚滚红尘投以匆匆一瞥。

凭吊已毕，行文亦接近尾声。作者似已无语，然仍有未释之情未发之叹抵胸。“一个民族……假如热衷于形而下的物质追逐与享受，而对于前贤往哲缺乏应有的敬意，总不免令人感到悲哀。……墓地冷落荒凉，当然令人感慨。不过，天下之大，古往今来，有皇皇陵墓者，几人能活在人民的心中？墓在丘山与闹市的不一定不朽，墓在人心中的肯定千秋万代长存”，作者从杜甫一介文人所遭受的冷遇，洞察出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贫血，从而将本文从习见的凭吊怀人之作上升到一种文化反思高度。没有故作高深，没有应景而刻意拔高，理性思辨自然由心间流淌，情与理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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