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控诉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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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控诉大会

杨绛:控诉大会

三反运动期间,我在清华任教。当时,有的大学举办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图书展览,陈列出一批思想腐朽的书籍。不过参观者只能隔着绳索圈定的范围,遥遥望见几个书题和几个人名,无从体会书籍如何腐朽,我校举行的控诉大会就不同了。全校师生员工大约三千人都参加,大礼堂里楼上楼下坐得满满的。讲台上有声有色的控诉,句句部振动人心。

我也曾参与几个“酝酿会”。那就是背着被控诉的教师,集体搜索可资控诉的材料,例如某教师怎么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某教师怎么传布资产阶级的思想等等。

我当时教一门“危险课”。外文系的“危险课”原有三门:诗歌、戏剧、小说。后来这三门课改为选修,诗歌和戏剧班上的学生退选,这两门课就取消了。我教的是大三的英国小说,因为仍有学生选修,我只好开课。我有个朋友思想很进步,曾对我说,你那老一套的可不行了,得我来教教你。我没有虚心受教,只留心回避思想意识,着重艺术上的分析比较,一心只等学生退选。两年过去了。到第三年,有些大学二年的学生也选修这门课,可是他们要求精读一部小说,而大三的学生仍要求普遍的分析讨论。我就想乘机打退堂鼓。但不知准想出一个两全法:精读一部小说,同时着重讨论这部小说的技巧。当时选定精读的小说是狄更斯的《大卫·考伯菲》。狄更斯受到马克思的赞许,也受到进步评论家的推重,公认为进步小说家。他那部小说精读太长,只能选出部分,其余供浏览,或由老师讲述几句,把故事联上就行。

可是狄更斯的进步不免令人失望。比如主人公穷困时在工厂当擦皮鞋的小工,当然很进步,可是他公然说,他最痛苦的是日常与下等人为伍。把工人看作“下等人”,羞与为伍,我可怎么代作者装出进步面貌呢?最简便的办法是跳过去!小说里少不了谈情说爱的部分。我认为狄更斯喜剧性地描写中下层社会中年男女谈情,实在是妙极了,可是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恋爱,往往糟得很,我干脆把谈恋爱的部分全部都跳过拉倒。跳,有时有绊脚石。一次,精读的部分里带上一句牵涉到恋爱的话。主人公的房东太太对他说:“你觉也不睡,饭也不吃,我知道你的问题。”学生问:“什么问题?”我得解答:房东大太点出他在恋爱。我说:写恋爱用这种方式是陈腐的滥凋。十八世纪斐尔丁的小说里,主人公虽然恋爱,照常吃饭,照常睡觉。十九世纪的狄更斯却还未能跳出中世纪骑士道的“恋爱准则”。我不愿在这个题目上多费工夫,只举了几条荒谬的例子,表示多么可笑。我这样踢开了绊脚石。

酝酿控诉大会的时候,我正为改造思想做检讨。我的问题,学生认为比较简单。我不属“向上爬”的典型,也不属“混饭吃”的典型,我只是满足于当贤妻良母,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主人翁感。我的检讨,一次就通过了。开控诉大会就在通过我检查的当天晚饭后。我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随我的亲戚同去听控诉。我那位亲戚是活动家,她不知哪里听说我的检讨获得好评,特来和我握手道贺,然后和我同去开会,坐在我旁边。主席谈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等等,然后开始控诉。

有个我从没见过的女孩子上台控诉。她不是我班上的学生,可是她咬牙切齿,顿足控诉的却是我。她提着我的名字说:

“XXX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XXX大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XXX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XXX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她怀着无比愤恨,控诉我的毒害。我的亲戚晚饭后坐在人丛里已开始打鼾,听到对我的这番控诉,戛然一声,停止打鼾,张大了眼睛。大礼堂里几千双眼睛都射着我。我只好效法三十年代的旧式新娘,闹房时戴着蓝眼镜,装作不闻不见,木然默坐。接下还有对别人的控诉,可是比了对我的就算不得什么了。控诉完毕,群众拥挤着慢慢散去,一面闹哄哄地议论。我站起身,发现我的亲戚已不知去向。

谁这么巧妙地断章取义、提纲上线的,确实为控诉大会立了大功。但我那天早上的检讨一字未及“谈恋爱”,怎么就没人质问,一致通过了呢?不过我得承认,这番控诉非常动听,只是我给骂得简直不堪了。

我走出大礼堂,恰似刚从地狱出来的魔鬼,浑身散发着硫磺臭,还带着熊熊火焰;人人都避得远远的。暗昏中,我能看到自己周围留着一圈空白,群众在这圈空白之外纷纷议论,声调里带着愤怒。一位女同志(大约是家庭妇女)慨叹说:“咳!还不如我们无才无能的呢!”好在她们不是当面批评,我只远远听着。

忽然我们的系主任吴达元先生走近前来,悄悄问:“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

我说:“你想吧,我会吗?”

他立即说:“我想你不会。”

我很感激他,可是我也谨慎地离他远些,因为我知道自己多么“臭”。

我独自一人回到家里。那个时期家里只有我和一个女佣,女佣早已睡熟。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季布壮士,受辱而不羞,因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并没有这等大志,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个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我看了一会儿书就睡觉。明早起来,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莱篮子到校内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看不敢理我的人怎样逃避我。

有人见了我及早躲开,(www.wolizhi.com)有人佯佯不睬,但也有人照常和我招呼,而且有两三人还和我说话,有一人和我说笑了好一会儿。一星期后,我在大礼堂前稠人广众中看见一个老朋友,她老远的躲开了我。可是另有个并不很熟的女同志却和我有说有讲地并肩走了好一段路。避我只在情理之中,我没有怨尤。不避我的,我对他们至今感激。

不久《人民日报》上报道了我校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控诉大会,还点了我的名为例:“XXX先生上课专谈恋爱。”幸亏我不是名人,点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安慰是从此可以不再教课。可是下一学期我这门选修课没有取消,反增添了十多个学生。我刚经过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诚心诚意地做了检讨,决不能再消极退缩。我也认识到大运动里的个人是何等渺小。我总不能惜这点委屈就掼纱帽呀!我难道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吗?我只好自我譬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一九八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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