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然死亡》是一本由[英]理查德·谢泼德(Richard Shepherd)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非自然死亡》读后感(一):作者是一个纯粹的人 (这本书的装帧创意,夜光指纹太酷了,值得永久珍藏。) 我以为是单纯的非虚构作品,其实是一部精彩的自传,是对自己生活的真诚分享。读至前半,发现作者是个很可爱的人,不狂妄,善自省,不怕展现的脆弱性,这在很多有所作为的人身上都是很难得的品质。关于种族、性别、执行者与体制的思考非常非常珍贵。 印象比较深的几个:婴儿死亡案件的判定(父母的责任以及婴儿生命权的演变)、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强制行为导致嫌疑人死亡以及其中的种族倾向(让我想起了弗洛伊德案)、监狱中罪犯的死亡、四十年中非自然或自然死亡人的死因和身体的变化等。作者在书中提到了自己在与妻子共担育儿责任时真实的辛苦,写下了大概所有育儿经历的人共通的痛苦经验。这也成为之后面对婴儿死亡案件时对当事人的某种“共情”。 人间真实 读完之后,感慨万千。随着作者走过英国的四十年,法律体系,国家机器和国际机器之下的螺丝钉,大学法医学科体制的变迁,关于人的脆弱和坚强,温暖和冷漠。作者是一个很纯粹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很赤诚的人,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挣扎与软弱,把自己的全部生活分享给整个世界。这本书已经超越了法医学本身,是关于人类生存、死亡和社会的反思。我们这样软弱,这样怯懦,生命这样多磨难,但这就是人啊。 我们无法画出完美的圆圈,但我们会永远怀着完美圆圈的理想去努力。和我最近读的《圆圈正义》联动了。愿这样软弱的脆弱的我,也可以在挣扎的人生中不放弃理想,活得纯粹而赤诚。 《非自然死亡》读后感(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被称之为人 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心中藏有秘密,这些秘密无人可知,但是我们自以为足够了解的躯体,其实会有人比我们看得更透彻。这个人就是法医。当我们因为某些原因陷入非自然死亡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彻底离开人世之前,接受法医的“审问”。此时的我们无法隐瞒任何,我们会让自己敞开给法医。 我们活着的时候,总是疲于奔波,但是死后却不会再忙碌于那些事情,而是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身上的故事被揭开。死亡一直都是一个过程,而法医就是在这个过程之后,寻找过程中发生的内容。当死者面临非自然死亡的时候,遗属往往想要寻求一个真相,但他们心中也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真相。一旦最后得知的真相与预期不符,他们总是会拒绝相信,因为他们对于死者总是抱有微妙的情感。 尸体带来的真相,虽然总是片段的、碎片化的,但有时候会凶猛残忍的像一头野兽摧毁你的信念。法医要做的就是将事实真相还原出来,从不同的角度将线索一一拼接,让所有矛盾冲突都得以解决。 本书的开篇从一个持枪乱杀的人开始,路上行色匆匆的路人也多有被伤害,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看似平淡无奇充满忙碌,但是谁都不知道,意外会在何时降临。“我”曾在书中讲过,“和死亡打交道,至少让我认识到人生一世,保不齐就会祸从天降,因此必须珍惜已有的美好生活。” 的确,在看这类书的时候,对于尸检等的相关知识,我只是会浅显了解一二,因为并不会用上太多。但是我会从每一次的死亡中,明白珍惜人生、珍惜身边人的重要意义。正是因为生命的脆弱,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与那些重要的人的相处就格外重要,也许此刻愤怒时候的一句重话可能就是诀别之言。书中有一段话,想送给每一个人—— “给人劝告,千万不要实话便实说,直率的真话比巧妙的假话伤害多。” 希望我们终此一生不会经历小说中描写的那些案件,希望我们不要被破经历那些罪案调查。但是如果命数中多了此番劫难,希望在那最后一刻,你与亲近之人之间,留下的最后记忆,是温馨美满的,是可以让亲热回忆起不会活得更多悲痛的记忆。 《非自然死亡》读后感(三):探究死亡背后的真相 看到书名的一刹那,就想到了之前非常喜欢的同名日剧《非自然死亡》,作为忠实的推理和侦探主题爱好者,非自然死亡绝对是不可错过的题材,因为那往往代表了犯罪、凶杀、人性、逻辑、矛盾与复杂。然而认真读完这本书,却从作者作为法医病理学家的笔触里升起五味杂陈的感受:如何寻找死亡背后的真相?更重要的,该如何对待这些真相? 毫无疑问,对法医来说,真相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如作者所言:“真相会因为缺乏知识而减损。作为一名医生,我通过事实来寻求真相。作为一名病理学家,自己所做的选择以及所选择研究的事实,都会直接影响案件真相。”由此,作者开始了迈向毕生检验真相的道路。 然而,真相从不易得。无论是亨格福德被枪杀的人们,还是随着侯爵夫人号沉入水域的年轻生命;无论是难以清晰界定的婴儿猝死,还是立场微妙的囚犯束缚,每一具尸体和每一桩惨案背后都是对严谨态度、精湛技术以及价值观念的综合考量。这关乎真相是否被真正找到,同时关乎真相是否被正确表达。 因此,真相是极具弹性的。 对于法医工作者,随着科技的更迭,如DNA检验,随着观念的变化,如婴儿猝死综合征,技术层面的死因鉴定也将面临时间的考验,我们获得的也许只是当下的真相。 对于遗属,接受真相的过程很少简单干脆,“真相就像一头遍体鳞生、支离破碎的猛兽,我们无法看清全貌”,在他们眼中,真相更像一种寄托,通过苦苦寻求真相,给逝者以告解,给生者以安慰;然而当真相与预想或预期不符之时,真相却被拒绝,成为遗属心中难以愈合的创伤。 对于法庭,律师辩护方式的改变也影响着真相的揭示。曾经,探寻真相的法医病理学家是法庭上代表科学的权威,而如今,却成为证人席上最容易攻击的突破口。“真相变成了一个个微妙的、可变的商品”,在法庭对抗中,法医以自己不舒服的方式解释事实,而人们又在事实中得到不同结论。 对于社会来说,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是,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努力探究死因真相。通过斯蒂芬劳伦斯之死的公开调查给予深刻反思政府与警察文化的契机,从而带给每一个族群寻找真相的机会;而患有镰状细胞症的乔伊加纳德之死,则将执法部门引入安全执行强制措施的制度保障中去,从而弥补的执法实践中的争议与不足;通过对911一类大型灾难事件的艰难应对,对难以数计的遗体和尸块处理工作中,各方对真相的执着协助政府逐步树立起完善的应急机制以造福终生。 作者本身作为法医病理学的职业生涯以及由此环绕的家庭、职业体验,给与了读者对真相认知的说服力。的确,像日剧中三澄所说:法医学,是为未来而存在的工作。而用法医学手段发现真相,是为了让生者得到救赎,找到答案,放下愤怒和负罪感,带着逝者留下的爱与希望好好生活下去。 《非自然死亡》读后感(四):法医病理学家的回忆录 病理学所有侦探小说里,除了侦探和凶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那就是精通医学的法医病理学家。 里查德•谢泼德担任法医病理学家四十余年,解剖尸体超过2.3万具,涉及无数著名案件。在这些经验加身下,谢泼德依然无法阻止英国法医制度的变革。在他明明可以功成身退之时,秉持着公正的信念却平白无故遭受非议,在这种环境下完成这本名为《非自然死亡》的回忆录。 谢泼德13岁时从父亲的书架上看到一本由基恩·辛普森编著的《法医病理学(第三版)》,书中的内容让谢泼德如痴如醉,由此他打开了法医病理学的大门。通过后来的学习和实际操作,谢泼德成为了一名职业法医病理学家。 死者的生活方式和生前最后的遭遇通过尸体的皮肤、组织、脏器都会被法医病理学家捕捉,法医必须凭借着这些“证据”为死者向生者传递信息。即使遭受警方、舆论、检方或辩方律师的质询,法医病理学家也应事实就是,这也是谢泼德这些年所坚持的信念。 通过这本书的阅读,读者首先可以获得的是与死亡相关的病理学知识。 对于普通人来说死亡可能是一瞬间,但对于法医病理学家来说死亡是一个过程。 人死后失去供氧,在刚死后的数小时内肌肉细胞会先变软,皮肤表现惨白,血液停止流动发生坠积。然后,尸体会持续僵硬一段时间。死后一天左右,尸体的肌肉组织再次变得松弛。以上变化也受环境影响。最终,坠积会消退,尸体会分解。整个过程在书中第十一章有更为详细的描述。 在上世纪80年代,相关检测手段有限。这导致法医病理学家只能通过尸温来判断死亡时间,但这种判断并不精确;另外也没有DNA检测,在发生事故后辨别死者身份也极为困难,一般会使用指纹或牙齿识别。 Photo by Immo Wegmann on Unsplash 通过这本书你还可以收获,以法医病理学家的角度对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大事件的调查和判断。 美国“9·11”事件,谢泼德医生为了接回受难的英国公民,在第一时间飞往纽约支援。由于爆炸和大楼坍塌,遗骸呈现碎片化的状态。 让世界人民关注的戴安娜王妃车祸案,在舆论的发酵下于2004年重启调查。谢泼德医生给出的观点是 Photo by Annie Spratt on Unsplash 此外,还有亨格福德大屠杀、克拉珀姆交会站惨案、哈罗德·希普曼连环谋杀案、及侯爵夫人号沉没案等。但是如果想了解一些大案背后的验尸细节,这本书可能会使你失望,谢泼德医生为保护受害者的隐私也有意避开这些内容。 作为一部回忆录,谢泼德医生在书中还写下关于婚姻、育儿相关的回忆和反思。 谢泼德医生的儿子克里斯乳糖不耐受,但起初夫妻二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只能每晚起夜数次去安慰哭闹的小婴儿。即使在夫妻二人均有医学背景的情况下,养育孩子依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作为一名敬业的法医病理学家,谢泼德医生经常在接到事故通知后便赶赴现场。无法平衡工作与生活,经常缺席家庭活动,夫妻二人逐渐貌合神离。谢泼德医生放不下任何一个死者,他对死者的尊重和对职业的热爱都推动他离开了第一任妻子。 在这本书中,谢泼德医生还提及意外事故对社会制度及人民理念的革新。 1988年三列火车在克拉珀姆交会站连环相撞,致35名乘客死亡,超过400人受伤。这次事故让铁路当局意识到要制定良好的信号管理方案、推动铁路安全管理和灾难预警管理。只有事故爆发后,人类才能意识到危险,才能根据情况制定合适的预警方案。 Photo by Neil Mewes on Unsplash 最后,这本书所聚焦的还在于职业道德与人文关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社会开始关爱未成年人。若父母被发现伤害自己的孩子,孩子可以获得强制保护,而父母除了负相应的刑事责任甚至会被剥夺未来生养其他孩子的权利。 这里涉及到萨莉•克拉克案。克拉克的第一个孩子死亡,由于死因不明被法医诊断为婴儿猝死综合症;次年克拉克的第二个孩子也死亡,被法医诊断为剧烈摇晃致骨折致死。接下来,第一个孩子的死因也被检方怀疑。克拉克最后被起诉谋杀自己的两个孩子。在克拉克服刑两年后,第二个孩子的病理学证据才获得披露,婴儿的血液和组织样本显示婴儿可能死于细菌感染。 不依据证据但凭一腔热血只会萌生更多冤假错案。当真相揭露时,对受害者的伤害永远无法抹去。 令谢泼德医生蒙受冤屈的也是关于婴儿死因诊断的案件。在验尸过程中,儿科的艾莉医生和法医病理学家谢泼德均没有在婴儿身上发现损伤,因此将死因归结为婴儿猝死综合征。但是现场的摄像师由于警方的计算机系统无法处理大文件而拍摄低质量的照片,尤其是关于肋骨的照片由于光线和像素问题被其他病理学家质询为骨裂,这使得谢泼德医生遭受了无尽的委屈与煎熬。 由于过去其他病理学家的错误使得公众对待公正诚实的病理学家采用了严苛的方式。 这本书整体来看不是在系统地讲解理论知识,也不是由各种独立案件组合而成。它是杂乱地涵盖了谢泼德医生前半生的经历和内心想法。书的后半部分谢泼德医生表达了自己对曾经那个时代逝去的落寞。即便如此,谢泼德医生依然坚定地向读者传达自己对法医病理学家这份职业的认同,他对死者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将贯彻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