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谎言简史读后感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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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谎言简史》是一本由[阿根廷]费德里科·芬切尔斯坦著作，一頁folio|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圆脊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4，页数：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法西斯谎言简史》读后感(一)：《论如何让好多好多人相信吃粑粑能延年益寿》 短评不够，长评来凑 1.发现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 2.针对问题，从已有的且已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中，重构一套新的理论（神话或谎言）体系，越是不可企及越有说服（迷惑）性 3.在此基础之上，拉拢和建立一个具有超强行动力的组织或者“趴体”去尽可能的践行，让更多人分得一杯羹。 4.从中挖掘出一位（必须且只能是一位）具有超强演说（蛊惑）和执行（杀伐）力的人，伊始作为符号也好，标签也罢，逐渐捧上神坛，进而打造成全知全能不可亵渎和僭越的“万岁”。 5.继续编织谎言，且将矛头对准某一特定人群或族群或地区或国家，不断制造恐慌的同时采用宏大叙事来辩解。 6.对“乌合之众”采取洗脑似的灌输，令其丧失独立思考能力，逐渐形成集体无意识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进而反复“践行”谎言。 会反复不断回来总结和补充 《法西斯谎言简史》读后感(二)：法西斯谎言简史 https://athenacool.wordpress.com/2021/12/20/%e6%b3%95%e8%a5%bf%e6%96%af%e8%b0%8e%e8%a8%80%e7%ae%80%e5%8f%b2/ 法西斯谎言简史 [阿根廷]费德里科·芬切尔斯坦 / 张见微 / 一頁丨辽宁人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21-11 子扉我 2021年大雪 申城西楼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21年12月21日 《法西斯谎言简史》读后感(三)：易于XX：谎言取代真理的理由 谎言重复一千遍即为真理，但是法西斯主义所创造的谎言或者当下以民粹主义形象出现的各类谎言是否需要重复一千遍才成为真理，为人接受呢？从其经历时间看，似乎这一类谎言并不需要千次重复即被奉为圭臬，是什么样的因素助推了这类谎言的真理化，这正是本书所讨论和所想回答的。其实这个答案在本书的目录中已经初现端倪，谎言成真不是因为重复，而是因为谎言相较于真理简单、易于理解和接受。无论是“真理的敌人”、“真理与权力“或是”反对精神分析“，这些标题都已经指向了简单的、粗暴而直接的这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正是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能够成为真理的原因。 法西斯主义所编造的谎言，在今天看来可能是拙劣的，但是也不能否认是蛊惑人心的。因为这些谎言具备了两个特征。第一是易于接受。无论以何种形态存在的法西斯主义，它所宣称的“真实“指向了一个明确的个体，这个个体所有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简单的指向无需思考，绕开了理性思考所需脑力劳动的束缚，接受面广泛而指示明确。第二个特征是易于执行。无论是要求民众相信某个个体的全部言论或者是将妖魔化某类人，对于普罗大众而言都是最易于执行的。因为它不需要大众为了接受而付出行动，甚至没有执行的成本，这样的谎言在传播和执行力方面都独具优势，终究成为了”真理“ 易于接受和执行的谎言并不是法西斯谎言的全部，也不是其获得生命力的唯一原因。深究这一系列替代了真理的谎言，可以发现其具有的巧妙之处。首先是脱胎于谁。最具有生命力的谎言往往是最具有真实性的谎言。这也正是法西斯谎言的特征。它们并非凭空诞生，而是依赖于对已有传说、传言、神话巧妙的移花接木。当谎言开始传播之时，这部分源自业已存在的部分往往为其传播提供了背书，谎言因此被更多人接受，终究成为了真实的一部分。此外，谎言反对了谁也是这一系列谎言能够成功的关键。他们所指向的对象，往往是外来者，少数派。这些外来者和少数派的特征更易于被神话和妖魔化，也更具有被妖魔化的历史便捷性。最终成为了谎言传播的助推器。谎言最微妙的地方在于跟随性。书中所举例的谎言，往往并不是因为提出了一个观点而获得传播而成为真理，它们往往是以驳斥真理的角色初登舞台，借助真理已经搭建好的舞台，已经提出但是需要负责证明和思考的观点，直接进行简单的驳斥来博取眼球、获得信任，最终“篡位”成功。所以打败真理的并不是谎言本身，而是真理自身的复杂性。谎言无需提供证据进行证伪或者证实，仅需与真理不一样，比真理更简化即可以取代真理。 如果理解了法西斯主义谎言替代真理的移花接木之术，再来看民粹主义的爆炸，就会发现这其中颇多相似之处。我们应该警惕的不仅是历史，而是历史被再度打扮后的重演。谎言不需要重复一千遍即可取代真理，而真理被认可所需要的道路却更加漫长。 《法西斯谎言简史》读后感(四)：片论：谎言的语法 感谢@一頁folio 的编辑赠书。 一、 费德里科·芬切尔斯坦总体上是以一种近于英美的经验主义政治哲学的立场来对法西斯主义的诸多谎言加以分析的。这一点从他在分析中反复提及“经验世界”、“常识”之类的概念就可以明白。但他历史学家的背景让他具备了一项许多同样信奉“常识”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所不具备的品格：如他在全书的最后所说，他不认为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领袖是神经错乱的疯子，更不认为称他们为疯子是一种好的批判策略：“这种观点并没有准确地诊断形式，而是反映了反对派在面对一种颠倒了真理与谎言的不寻常的政治形式时的困惑——这种困惑在历史上导致了人们对威权主义及其偏狭行径的无所作为。”（p164）他将这种由困惑导致的“疯子贬斥”策略称之为“观念上的懒惰”，甚至指认这些懒惰者由于专注对希特勒个人的轻蔑贬斥而忽略了那些精心策划的屠杀计划，进而变相“促成了纳粹的成功”。 我赞成芬切尔斯坦的观点。我认为在一切有关法西斯主义的严肃讨论中，排除任何轻率的“神经症”、“神经质”、“精神错乱”、“自欺欺人”之类的实证主义精神病学话语是进行讨论的第一步。这样的话语尤其容易出现在对“谎言”的讨论当中。比如说，当我们谈到法西斯主义者的那些用以煽动群众的言说时，常常会说：“他们用谎话欺骗了人民。”可是，芬切尔斯坦列举了大量的史料来告诉我们，这些人好像对他们的话有着真诚的信仰，他们似乎真的是这样想的。这时我们又会补充一句：“他们自己也是自欺欺人神经错乱的狂想疯子。”接下来，讨论就戛然而止了。因为，面对“疯子”，“我们正常人”又能说些什么呢？除了小心翼翼保护好自己“健全的常识”与“对具体的人的爱”以外，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虽然芬切尔斯坦没有与此相关的书写，但我想他也会赞成我的观点，即刚刚我们假想的（但又总是真实发生着的）讨论同属于“观念上的懒惰”的一员。 二、 日本科幻作家伊藤计划在《屠杀器官》（《虐殺器官》）这部小说中构想了一套名为“屠杀语法”的东西，即一种由语言学家约翰·保罗所发现的、根植于人类的基因和大脑器官之中的、能够潜移默化地改造人们“原有的道德感和价值观”、进而引发屠杀的语法。在小说中，约翰·保罗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世界传播这套语法，从而引发了非洲数万人之间的彼此屠杀。我不知道伊藤计划在构思这部作品时是否想到了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场景，伊藤也从未对“屠杀语法”有过任何描述。但我可以相当明确地肯定：在芬里尔斯坦所讨论的“法西斯谎言”之中，存在着与这套“屠杀语法”相当接近的东西。 当我还没有翻开《法西斯谎言简史》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被封面上的一句话逗笑了：“每当希特勒要颠倒是非的时候，他总是会谈论起大是大非。”我们对谎言语法的讨论就从“大是大非”这个奇妙的词语开始。 现代人对“是非”这组概念的基本认识建立在逻辑学的框架之上。在逻辑学中它们被称作“真值”。在经典命题逻辑中，凡有确定真值的陈述句即为命题。一个命题的真值不是真（true）就是假（false）。而命题是对客观世界中的客观状况（事实）的描述：“这个苹果是红色的”，如果苹果事实上是红色的，这一命题的值就为真；如果事实上不是红色的（绿色、黄色、白色……），这一命题就为假。真与假的事实判断，取决于命题断言的事实是否客观存在。而按照休谟的观点，事实的领域与价值的领域应当严格地区分开：对事实进行判断时，我们使用“真/是”、“假/不是/否”这样的语言，相应地，对事实进行判断所形成的句子，就叫做描述性的句子，如“苹果是红色的”；对价值进行判断时，我们使用“好/善/值得追求”与“不好/恶/不值得追求”这样的语言，形成的句子叫做规范性的句子，如“人应当帮助他人”。 以上这些信念构成了我称之为“标准真理观”的内容：“真”与“善”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真”的领域中我们进行的是认知活动，获得的是知识，面对的是各种不同的事实；“善”的领域中我们进行的是实践活动，遵循着不同的伦理-道德-政治准则，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价值。之所以称它为“标准真理观”，是因为它是启蒙现代性的产物，而且它多多少少是被“普遍接受”的。启蒙运动所生产的一系列关于“理性”的话语，都在这个“标准真理观”的框架下运行。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是非”这样的词，在标准真理观中应当被归在“真”的领域当中。也就是说“是非”等价于“真假”，进而等价于对事实之存在与否的判断。那么，“大是大非”又是什么东西呢？“一到大是大非面前就开始谈事实与科学”与“每当希特勒要颠倒是非时就会谈论起大是大非”这两句话，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了所谓的“大是大非”是与那个等价于“真假”的“是非”截然相反的东西。它与“政治立场”、“民族生存危机”、“国家意志”等息息相关。“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句话更能表明所谓的“是非”与“大是大非”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标准真理观的视野下，我们可以将“大是大非”归入“善”的领域，即对一切有关“人应该怎样生活”、“何谓良好生活”的回答所处的领域，而政治所处理的基本问题正是共同体或社群“应该怎样生活（运作）”的问题。 不过，“大是大非”此时显然已经超出了标准真理观的原有界限：“真”与“善”原本被认为是两个互不干扰、漠不相干的自律的领域。然而强调“大是大非”者必定将“善”置于“真”之上，并且构造出这样一种秩序准则：那就是唯有在“善”的基础上，“真”才有其现实意义。从而，只有通过“善”，我们才能理解“真”。而“善”是“真”的高级形式，因此“大是大非”就是最大的“是非”，也就是基于民族、国家和政治立场，最终是基于利益的对“是敌人，还是朋友”的先验划分。 在我看来，将善置于真之上，以善来规定何者为真的话语秩序，是法西斯谎言中最基本的语法结构。然而，我们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探讨。因为由于立场的不同，而将同种经验赋予截然相反的认知意义与内在价值，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事情。感性的杂多唯有经过认知框架的整理才能构成有确定形态的认识对象，才能被赋予确定的意义。因而，认识框架自身的样貌与样貌的改变，自然会造成认识对象的改变。这是康德通过其“哥白尼式革命”而得出的反直觉的结论，这个结论后来成为德国哲学乃至大陆哲学谱系的核心观念之一。我们最能在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中看到这个观念的效力：彼此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同样的对象赋予截然相反的价值（如左右翼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判断）、基于相同的经验构造起不同的对象（如所谓“想象的共同体”）、乃至于让不同的经验进入到视野当中（如男性和女性对于社会空间的不同感受，以及完全不同的身体经验）。于是，我们就来到“法西斯主义是怎样一种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之上，因为我们所想要探究的是法西斯话语的独特语法，而不是所有意识形态话语共有的“构造性”这一规定性。 因此，“将善置于真理之上，以善规定何者为真”这个定义还不够具体。它还需要两点补充：第一是“将善置于真理之上”这个秩序是建立在“神话”（myth）的基础之上的。在法西斯主义者的眼中，神话是一种高级形式的真理。芬切尔斯坦在书中引用了墨索里尼的话：“在我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我曾冒着不被群众看好的风险，向他们宣布我所认为的新的真理、神圣的真理。”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者自认为创造出了一种有别于“常识-事实真理”的崭新真理，而这种真理的最大特点是“神圣”，即它是以神话的形式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神话呢？在我看来，神话是历史哲学在高度审美化的前提下运作的结果。我从功能的视角理解历史哲学：它唯一的功能就是通过选择性地摘取和解读历史来构造一个统一连续的“历史整体”，在这个历史整体的基础上生产出宏大的叙事，从而反过来为领袖的任意决断赋予事后的崇高意义。譬如战前日本的许多思想家在“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这一座谈会中为太平洋战争赋予了“代表了新现代性的日本超克（overcome）了欧美现代性”的意义；而所谓高度审美化，就是指这种连续统一体构造的历史哲学过程，其表观/形式是美学性的，尤其是起源自德国古典哲学，而经由德国浪漫派发展出的那种有机论美学。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断言的那样，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政治审美化，即将领袖、民族与国家作为一件完整的、总体性的、有“灵魂”、“生命”的“作品”对待，并处心积虑生产它的膜拜价值。 我们现在似乎能够简要地陈述法西斯谎言的内在语法，是将真转译为善，又诉诸美学来推进这一转译过程。为何要诉诸美学呢？因为美学最能直接地唤起和捕获人们的情感与身体经验。 三、 但是，美学只是形式，重要的在于唤起和捕获的手段，也就是我想要补充的第二点，即：“以善规定何者为真"不是一种言说，而是一种行动。在法西斯谎言的生成过程中，一切言说都是且只能是行动。所有的理论辩护、粉饰和意义的赋予，都是在行动之后才事后性地生成的。或者说，是所谓“领袖的决断"在呼唤着这些坚决拥护领袖立场的理论，让它们簇拥而上，以便将这种任意决断讲出各种各样的道理来。当然，“道理"仍旧还是“真"的领域，它又必须服从于总体的“善"，否则就是非真的，就应当被抛弃掉。 领袖的行动源出于领袖的意志（所有行动都由意志促成），而领袖的行动之所以总是能被事后性地赋予意义，只是因为领袖的意志被认为直接是（甚至更好地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即公意。在发端自卢梭的契约论政治哲学中，公意是最高立法者，是所有法的来源，也是裁断何谓法何谓不法的法官。于是，在这里，就像芬切尔斯坦所说的那样：“对纳粹来说，希特勒是正义的终极来源，因为正如施密特所言，元首的司法本性与人民的法权有着相同的重要来源。在纳粹德国，希特勒是领袖、最高法官，以及正如纳粹司法部长汉斯·弗兰克所肯定的，是唯一的立法者。"（p75） 但是这并不是说领袖“窃取"或者“攫取"了公意，因为在领袖的意志出现以前，似乎也并不存在一个作为实在意志的“公意"。我们可以说，那时社会上潜伏着一股躁动不安的无意识，但它们并不曾浮现出来。可是，当领袖出现之后——这一点上纳粹们非常正确——这些无意识就被把握为一个整体，进而领袖的意志也就直接是公意。 顺便插一句：法西斯主义者们对精神分析学的敌视，很可能就是因为精神分析学阻断了他们对无意识加以把握和统合的梦想。因为精神分析学发现了无意识的虚无、破坏性和混乱的本质，这个本质令法西斯主义的梦想从根上就破灭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他是怎么把握的？这涉及到法西斯美学的问题。从杂乱无章彼此冲突的意志中迅速“提取"出一种单纯的“公意"，并把自己就说成公意的化身，这意味着必须锻造出一种“总体国家"的神话。以便让“总体国家"取代各不相同的个体、社群、阶级而成为“真正的国家"。这就不得不诉诸那种发源自有机论的一系列概念：譬如国家是一个有机的身体、有它独特的灵魂和生命（性格）、在这个身体中一切都自然地组织到位，所有器官最终都朝向唯一的善的目的等等。如果这种总体国家的图景能够被塑造起来，那么，元首只要宣布自己就是“国格"或者“国家生命"的最佳表现就够了——实际上甚至都不用这么麻烦。因为总体国家正是元首自己塑造起来的，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元首赋予了“我们国家"以切实的生命。他不是这个国家的灵魂和头脑，谁又是呢？ 而元首塑造国家生命的方法当然是俘获人们感性的直观的美学手段：海报、电影、广播、演说，总之是各种各样的宣传。现在我们发现，在宣传中之所以存在着无可计数的谎言，就是为了构造出总体国家的神话，最终是为了证明元首作为国家灵魂的地位。 四、 这些思考只是最初的大纲，它还非常混乱，但要我现在就完成它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写成片论放在这里，提醒我今后迟早应该完成它。 要把法西斯主义考虑清楚，或者，至少把法西斯谎言的内在秩序观察清楚，至少我们还需要：对感性的研究，包括作为“感性学"的美学，尤其是崇高感的美学探讨与巨物崇拜的关系，还有与最早的美学相伴成长的，德国浪漫主义发展出的有机论范式——所有的法西斯主义者都会从有机论范式中借用语词；朗西埃的感性分配与审美体制论也是有必要的，这样我们就不至于最后得出“回到标准真理观"的结论；对法西斯运动的阶级分析也很重要，但这并不是为了转向“纯阶级"的视角（进而抛弃“观念的讨论"，转入“纯政治的斗争"——要是这样，葛兰西和卢卡奇的努力就付之东流了），而是为了从艺术社会学方面考虑“宣传"的力量，避免仅仅停留在概念史的讨论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