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读后感精选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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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是一本由[美] 张纯如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359，飞蛾励志网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南京大屠杀》读后感(一)：只有吸取历史教训，才能有未来的和平 本来放在一起读的还有《拉贝日记》和《东史郎日记》但是这样的内容实在令人很低沉，还是隔断时间再看吧。自我调节一下吧。 作者从三个方面解读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一是听取了当年亲历事件的日本人的证言；二是记录作为大屠杀受害者和幸存者的中国人的回忆；三是挖掘出当时置身“国际安全区”的外国人的记录。张纯如首次发现的《拉贝日记》，已成为记述“南京大屠杀”的著名历史档案。 纯如走了，但她发现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与《南京暴行》一道，成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张纯如在１９９７年以英文写成《南京大屠杀》，２００５年，在她去世后半年中文版出版，１０年后其日文版终于出版，这是一个“对纯如在天之灵的安慰”。 纯如最喜欢的座右铭是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的名言：忘记历史的人将重蹈历史覆辙。“只有吸取历史教训，才能有未来的和平，” 《南京大屠杀》读后感(二)：南京大屠杀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读《南京大屠杀》有感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华侨张纯如，这一位因为自杀而死的年轻女子本身的悲剧性同这本书所描述的一样，令人深思。 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从小就被灌输，日军在1937年到1938年大概6个星期一共虐杀了30余万中国老百姓和放下武器不久前还是老百姓的军人。很早之前，我们看到中学历史课本，写了这样力重千钧却又熟悉的四个字‘烧杀淫掠’。 而这本书告诉了是怎样烧的，不只是烧房子，还是烧所有带不走的东西，还是烧人，是汽油不够把人烧的半死不活的烧人；杀人，各种杀人比赛，用能想到的一切最高的效率杀人，所有的日军都成为了真正从地狱爬出来的禽兽；淫辱，所有的战争恐怕只有女人才是最受苦的对象吧，不仅仅是贞洁，还有各种伦理、肉体上最大限度的折磨；掠夺，那个时候的日本不是现在富裕的日本，是从贫瘠的荒岛走出来的，一把脏米都不放过的强盗......这样具体的描述我已经不想说，这是一种莫大的屈辱、气愤，一股悲情油然而生。 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次的战争是不死人的，五胡乱华，五代十国，靖康之耻，蒙古灭宋，满人入关。拿最后一次清王朝的建立来说，屠城屡见不鲜，杀人盈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每一件事说出来都是充满血泪。只不过，他们所有的战争不如这个发生在七八十年前的时候记忆这般深刻，不是在有现代军队、热武器下高效率的杀人，没有这样大量、详实的材料证明那一段记忆。更为突出和丧心病狂的是日本人那种扭曲的心理，所表现出的那种以折磨、以死者生前所受到最大痛苦的虐杀，这是比德国纳粹邪恶百倍的军队、政府和民族。 这件事本身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痛苦难以到达当时受害者痛苦的亿万分之一，然而这件事的思考确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遗忘等于第二次虐杀’，那么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记住呢？这是本文的所要说明的重点。 这里从日本和中国两个方面来说，日本方面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禽兽的事来，日本现阶段为什么这么难承认自己的错误。中国方面，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抗日战争缺乏客观、全面的介绍，我们国家现在所拥有的痛苦太多淡化了历史的屈辱，极不负责的影视剧作品对抗日战争的扭曲和粉饰。我将逐一描述这些观点。 从日本方面来说，回答日军为何会做出这样禽兽的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从本书中总结出这样一些简短的答案，肯定是不完全的。 从底层士兵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大屠杀的执行者，他们的心理因素是造成大屠杀最直接的因素。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所残留的最大遗留就是日本天皇，以及天皇所带来思想上的控制，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这种上级对下级可以任意辱骂，学校的军事化管理，这种严苛的制度诞生大量的社会暴戾之气。当被欺辱、压榨的下层一下子被释放出来，日军最底层的士兵，都比中国最有知识、地位人高时，被一声太君所喊出来的扭曲心理是让人变成禽兽最根本力量源泉。 从中高层的军事指挥官、政治家，乃至天皇、王室成员。他们在这场屠杀中不是直接的引导，但在屠杀发生后，他们也没有刻意的阻止，甚至是纵容。在六周的屠杀期后，前期和后期是不一样的，前期是仇恨、贪婪，后期更加残酷，是扭曲、变态。日本人所特有的一种虚伪在也表现淋漓尽致，事情发生想到不是阻止，而是掩盖，认为只要掩盖的合理，就还可以获得这种道德上的安全感，从而真实做出任何不合理、没有底线的事都是在这种心理优势下完成的。 为什么日本现阶段这么难承认错误呢？可以从两方面来描述这个问题。第一，是二战后期，东京审判极为不彻底。不仅仅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天皇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因为在日本人的观念，天皇等同于上帝，这与封建时期的中国还不一样，皇帝一直是轮流做，他更像是一个管理者，有所谓‘山高皇帝远’一说，造反的基因和王朝的时期一样长。日本天皇，在神道教系统里，和基督教的上帝差不多，天皇没有受到惩罚，是日本人认为自己没有犯错最根本的原因。第二就是，好多战犯没有被处罚，还大量停留在新政府工作。甲级战犯岸信介1957任日本首相，1979年获得联合国和平奖，这种遗忘和无耻罄竹难书。甲级战犯都可以成为首相，那还有多少犯有战争罪的士兵、其它人士逃脱了审判和惩罚。 从目前的日本社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狭隘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的国家。一旦出现要反省二战，正视历史的政治家或是学者，很有可能就会遭到右翼分子极端抱负。日本的黑社会组织黑龙会是世界三大黑帮之一，这几乎是唯一公开化，能深刻影响军界和政界的黑帮组织。这样，篡改教科书，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这些事情就很能理解了。 说完日本，来说中国。在东方文明的脑海里，仇恨从来不奢望对方的认错。‘落后就要挨打’，他们的抵赖，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遗忘。这里我说这样几个原因，也是关于我对我们历史的反省。这个关于中国现状是这本1997年出版的书所缺少的，是我个人的思考。 第一，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因为历史原因对抗日战争缺乏客观的描述，忽略掉了抗日战争打的最惨烈的淞沪会战以及后来的南京大屠杀，过多的强调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的描述失实。并且我们本身的历史教育就不够，缺乏对常识性问题的理解，大多数人的历史知识是来源于电视剧。这源于我们教育传递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历史的真实重于它所本身代表的意义，而我们大量的历史学家总爱强调某一转折点，大书特书它的背景、意义，而我个人以为历史他本身详实的记录，历史的真相高于一切。 第二，大量的抗日剧对抗日战争的娱乐化、粉饰，这种编剧比日本右翼更加邪恶，错误的记忆比遗忘更加可悲。电影《鬼子来了》，电视剧桥段诸如用手榴弹炸飞机，手撕鬼子，把日军丑化成弱智、搞笑的小丑，武工队、八路军神化成天神。所有的包括谍战题材在内的影视剧，都只不过是换个场景谈恋爱罢了，战火纷飞，民族屈辱哪里及得上红粉佳人。太多喜剧化处理，淡化了历史的伤痛与真实，这是比遗忘和再次屠杀更严重的后果。 第三，我们的国家在抗战后，又爆发了三年内战。建国后，又有各种政治运动、自然灾害、不健康的经济建设，社会的不平均发展、法治的不健全、社会诸多不公正的事时有发生。也就是说苦难从来没有在我们身边离开，到了六七十年代，农村还有大量的人饿死。也就是说只有当人有了基本的幸福、安定后，才会去体会历史的厚重，痛苦与感悟，这应该是健康、公正的社会另一种体现。 值得庆幸的是一切都在改变，1997年这本英文版的《南京大屠杀》得到国际上的认可。西方世界们对于亚洲战争的了解开始变多。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很明显已经开始进入中国的平民时代，中国最高领导人也在亲自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南京已经成为越来越深刻的民族记忆。 《南京大屠杀》读后感(三)：我们要忘记南京大屠杀吗？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今年是中国全面抗日爆发的70周年，在中国，不断有“理性人士”出来撰写雄文，警告我们不要大量宣传日本人当年的暴行，要避免中国人仇恨日本。如他们所愿，现在政府和这些“理性人士”相互配合，在70周年之际默不作声，最多走走形式，根本没有郑重其事纪念的心。可能所有的中国人都忘了往事，让日本右翼满意，这样就可以显得我们多么“理性”呀！ 如果要避免我们仇日，那么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最容易让中国人产生仇恨的，那么按照“理性人士”的逻辑，我们中国人就应该让美国电视剧《英雄》中的那个能清除记忆的海地人来抹掉我们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忘记南京大屠杀来博得“理性”的“美名”呢？ 我个人以为千万不要听从这些“理性人士”的胡言乱语，他们自己缺钙也就罢了，还想把中国人都搞成缺钙才高兴。 他们一个重要的论点是历史已经过去，现在宣传日本人的暴行会让中国人产生仇恨。那我要说说我的看法。仇恨作为一种人类情感，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那些软骨中国人却极力把它变成一个贬义词。我要告诉他们，我个人就是对日本法西斯产生了无比的仇恨，他们的兽行是对人性的毁灭性的打击。如果一个人看了张纯如女士的书而对日本法西斯不产生仇恨，那我会怀疑此人是否还有人性，可见在这里我反而认为不仇恨才是没人性。我本人看了一些讲述纳粹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书，以及看了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后，我也同样仇恨德国纳粹。从广义上说，我仇恨所有泯灭人性的行为，这种仇恨不对吗？ 当然一定会有人说，我们所说的仇恨不是指仇恨法西斯，而是指仇恨当今的日本。那么我倒要问一问先生们，你们既然这么有理性，这么有思辩能力，为何你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些区隔，而仅仅是笼统的说“不要仇恨”，好像一仇恨就错了呢？另外，即使有人仇恨当今日本，是不是也应该区隔一下他是仇恨整个日本和所有的日本人还是只仇恨那些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如果只是后者，那又有多大的错呢？这些你们为什么不区隔，是有意不提还是脑子笨？如果是有意不提，那么只能说明你的思维不公正，居心叵测；如果是脑子笨没想到，那就不要装什么“理性”，也不要装什么自己有“新思维”的能力。 当然“产生仇恨”只是一条教育我们忘记历史的主要理由，“理性人士”们还有其他的理由，如欧洲人都不提德国的二战暴行，和德国从归于好，德国还成了欧盟的发动机之一，所以我们要学习欧洲人，忘记不愉快的历史，来拥抱日本吧！但是我想请有此观点的先生们注意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德日两国在对待历史问题的截然相反的态度，至于双方的态度有何不同，我想我不用在这里费笔墨了，我只想问“理性人士”们几个问题：如果德国像日本人一样否认暴行，欧洲人会轻易接纳德国吗？如果日本像德国一样忏悔自己的历史，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不原谅日本哪？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其实就一直在等着原谅日本呢，只要它稍微有一点诚意，我们马上就会原谅，只是日本人不稀罕你的原谅，当然似乎也用不着，现在有如此众多的中国人不是已经在骂我们不原谅日本，纠缠于历史吗？今年就日本二战强征慰安妇的问题，美国和荷兰的议会都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承认错误，最近加拿大议会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看来“纠缠”历史的不只是中国人，而那些“理性人士”对于洋人的决议却半个屁也放不出来，请问你们为什么不敢对洋人的决议进行批判，你们那套“不要仇恨”的理论为什么不去教育洋人？看来历史问题洋人说得中国人却说不得。在我看来，这些“理性人士”不过是洋奴而已，日本人是洋人，美国人加拿大人也是洋人，仅此而已。他们就只敢对国人嗷嗷叫，在洋人那里乖的像个宠物狗。 当人还有“理性人士”著雄文告述我们战后日本如何的援助我们，我们要感激日本人，所以不要提历史了。那么我想请有此观点的先生，你能否再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日本在中国造成了多少财产损失，况且还有那么多的人命能用金钱衡量是多少吗？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又要了多少赔偿，你愿不愿意写。日本援助中国是事实，但是你为什么不写它为什么会援助中国？如果我进入你家，杀了你的儿子，强奸了你的老婆和妹妹，还破坏你的家产，后来我就是不承认我犯了错，不过我给你点钞票，那么你是否会对我感恩戴德呢？如果不是，那你的文章还是收回去吧！ 写了这些不过是我对中国的这些“理性人士”的一点批驳，我不认同他们的观点。不过这些先生们应该高兴，你们的努力结出了“硕果”，你们的观点已经成了主流，我们中国人依你们所愿，忘记了历史，如果有人提，那么就说他是“愤青”，没有理性，“喝狼奶长大的”（让人奇怪的是，喝狼奶长大的中国人没有去侵略别人，而那些文明的，文明的，文明的，文明的西方绅士和东方武士却来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到底是谁喝狼奶长大的？）。忘记历史是一定会实现的，比如最近电影《色戒》热映，从媒体到网络一片阿谀奉承之声，如果有人指出此片美化汉奸，侮辱抗日烈士，立刻会有一群中国人来群殴他，还嘲笑他都什么年代了，还提那些老黄历。可见我们中国人大部分都淡忘了历史，不但自己淡忘，还不允许别人记得。“理性人士”是多么成功呀！ 如果我当只一个人的面强奸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如果他明知不是我的对手，他还是奋起反抗，这就是血性；如果他吓得发抖，不敢反抗也就罢了，问题时他还要向别人宣传他是多么的“理性”，这才是我们国家真正可怕的。当年的汪精卫不是也很“理性”吗？ 我以为，中国人的脊梁从来都是那些有血性的人，而不是那些非常“理性”的家伙。 《南京大屠杀》读后感(四)：缅怀张纯如 张纯如(Iris.chang,1968——2004)，一位年轻美丽,性格文静，才华横溢的华裔女作家,一位敢于伸张正义而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的作者，第一个让西方国家认识南京大屠杀而震惊世界的人。2004年11月9 日凌晨，在美国加州洛斯盖多一片未开发区域的一条未命名的路上，用手枪自杀在自己的车内。她的自杀震撼了世界,深深牵动着亿万海内外华人的心。至今，她自杀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 我是一个退休的老战士,一个曾经做过半路出家的中医心理医生。前几年，我从《老年文摘》报上阅读了有关张纯如的二则报道。她的事迹让我感动，她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让我肃然起敬。但说她是因患抑郁症而自杀？又让我心存疑问。我总觉得,患抑郁症自杀是一种病态心理行为，与张纯如的精彩人生格格不入。这个疑问一直压在我的心头。后来，我学会上网共享信息资源，探索思考了这个问题。我在“百度”找到了张纯如，从有关她的资讯里和她写的《南京大屠杀》书中，寻找到她的人生足迹和心迹。结果，我发现了她的死因与抑郁症相关而不相同的结论，探求到了与她”病前的样子”相联系的”心结”。千虑一得,谨以此文，纪念张纯如诞生43周年。以表达一个老战士对一位年轻而英勇先逝者的缅怀之心。 张纯如1968年3月28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她的父母给她取这个儒雅的中文名字，使我们联想到抚育她成长的家庭环境的和谐与温馨。张纯如在伊利诺州长大，当她就读大学的时候，就明确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她为了“传播社会良知”， “通过文字传达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和感情”，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大学计算机专业学位,转学新闻专业。1989年从伊利诺州大学毕业后，即在《芝加哥论坛报》担任记者，1990年与电气工程师布莱特.道格拉斯订婚,1991年结婚,7月迁往旧金山湾区。她对早婚非常满意。她说：“我认为早婚对我的事业很有帮助，这样我就把那些花在约会这些事情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写作上”。 她认为自己的丈夫是“最好的朋友，经济筹划人，精神咨询家”。她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写作博士学位后，即开始了她的专业写作道路。1996年，就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书，《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赢得了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平与国际合作计划奖”。初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只是童年记忆中传说。直到1994年12 月,她在加州圣何塞城郊的库帕提诺，参加一个纪念南京大屠杀暴行死难者的会议，从会议展放着的南京暴行图片中，她看到许多惨不忍睹的黑白图片，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这时的南京大屠杀对她已不再是儿时记忆中的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她想，“南京大屠杀，这是人 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一幕悲剧。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而且所有的英文非小说类书籍里，居然没有一本提到这段不应该忘记的历史？几乎所有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道日本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她为这一现象感到阵阵心悸。她一直认为人性的本质应该是善良的，而面对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竟是这样的丑恶和不可思议。25岁的纯如毅然站出来决心写一本历史著作，“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探索人性的阴暗面，从日本颠倒黑白的宣扬者的贬抑中，解救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为南京数十万死难者的无名之墓写下铭文”。 张纯如以如此深情和崇高的责任感，1995年冬季开始，就全身心地投入书写这本历史著作。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她只身展转于大洋两岸, 奔走南京的深巷中，寻访历史见证人；埋头在图书、档案馆里,翻阅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来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还通过书信联系西方国家当时在南京的历史见证者和日本二战老兵。她发现的重要史料《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她书写的《南京大屠杀》著作一道，成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她从查阅大量资料时发现，南京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收到的冷遇。这个奇特之谜引起她深深地思考。她渐渐明白，这种沉默的幕后，是冷战的诸多因素所造成。 美国在二战后冷战的紧张态势中，急于得到它以前的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而姑息了日本的战争罪恶，使日本逃避了许多严厉的惩罚。令她气愤的是日本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日本交出的战争赔款不及德国赔偿战争受难者的百分之一；德国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受到监禁，至少被迫退出公开的社会生活，可在日本战后，许多日本战犯在工业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在德国不断向大屠杀的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时候，日本却在东京膜拜战犯------。尽管证据确凿，日本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工业巨子仍顽固地一口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并有预谋地企图扭曲历史，歪曲和掩盖历史真相。在日本，如果有人表明历史事实真相，就会受到失业，甚至生命的威胁，逼使反对者沉默。纯如在进行漫长而艰辛的写作过程中，常常被这种顽固的态度所激怒。她强烈的感受到书写这部历史，不仅要澄清日本军队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本身，而且要揭露日本二战后六十年来歪曲和掩盖这桩罪行史实的历史。这是二个相互关联又不尽相同的暴行。诺贝尔桂冠诗人伊利.威塞尔“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 和西班牙哲学家乔治.桑塔亚“忘记过去的人，定会重蹈覆辙”的警言，常常浮现在她的脑海。她以“再次凌辱（二度残暴）”为题，揭露了日本掩盖这段丑恶暴行的历史行径。从二战后直到她的这本书付梓前，日本面对世界的舆论否认历史的行为，和对国内正义人士表明真相的良知，采用恐怖威胁逼使他们沉默的种种残忍手段,都历历在目书写在这本书里。对此，日本右翼分子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一个要揭，一个要捂。这就埋下了日本右翼势力直接针对张纯如而来的一系列矛盾与斗争。 《南京大屠杀》一书1997年12月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唤醒了华人世界对这段历史的记忆。这本书出版一个月内就被列入美国最受重视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评为最受读者喜欢的畅销书。张纯如原本认为“这本书虽然重要，但以为只会得到图书馆的垂青”，没有想到读者有如此强烈的反响。她自己也身不由己的被摧上了人生的顶峰，摧上了与日本右翼分子直面论战的前沿。日本右翼集团受到这从天而降突然袭击，震开了他们紧紧捂着的南京暴行丑恶历史的盖子,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视张纯如为“会让日本陷入`黑暗传说`的危险人物”。日本国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张纯如书中的错漏之处。他们一张张分析照片,根据光线、角度、服装、表情等细节，指控她使用一些照片并不真实，进而大做文章，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日本驻美国大使齐藤邦彦，1998年5月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南京大屠杀》是“非常错误的描写”，曲解了日本。张纯如立即要求跟他辩论。12月，美国公共电视台主持人吉姆.莱赫说动了齐藤邦彦与张纯如一起参加晚上6点《新闻时间》，在银幕上对话。齐藤在华盛顿，张纯如在加州，由电视台做画面切换。张纯如据理力争，抨击日本掩盖历史的行径，并对齐藤发出挑战，要求他以大使的身份,当场在美国人面前道歉。结果齐藤始终宣称：日本政府“多次为日军成员犯下的残酷暴行道歉”。张纯如当场指出：日本政府从来没有为南京大屠杀作过认真的道歉。在过去几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学校教科书中从来就是掩盖、歪曲和淡化南京大屠杀.。正是日本使用的含混字眼使中国人感到愤怒。纯如说：日本政府“只有认罪，日本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民族”。这场面对面的论战,击退了日本右翼集团反揭露的嚣张气焰。由于论战的成功，纯如受到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的接见。 纯如与齐藤论战高潮过后的几年中,她盯牢揭露真相的目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日本柏房书房后来购买了《南京大屠杀》的出版权，但出版过程中迫于压力，要求对该书的错误进行修改，遭到她严辞拒绝。1999年8 月，《南京大屠杀》被拍摄电视节目，成为历史探索频道节目专题之一。她非常频繁地参加社会活动，为揭露南京暴行真相而呐喊。2001年4月23日，在旧金山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她第一个登台演讲题为“强奸南京”，博得了与会者长时间的掌声。但也遭到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的攻击。当场就有两个日本人站起来向张纯如发难，蛮横提出所谓疑问。纯如据理驳斥，批得两个日本人语无伦次，悻然离开了会场。2001年7月31 日，她和洛杉矶民权律师费希尔在《洛杉矶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日本政府拒绝向成千上万遭受日本军人之害的慰安妇道歉、赔偿。还批评了美国政府对日本侵略罪行的姑息养奸。他们指出：“人们都会认为，一个对冲绳妇女遭到强暴感到愤怒的国家，会非常关心自己国家的士兵在二战中大规模强暴妇女的历史。但到今天为止，日本政府拒绝韩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修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要求。这些教科书，掩饰日本在二战时的侵略暴行，其中包括30年代和40年代对慰安妇的大规模的强暴”。为揭露真相，纯如在这场与日本右翼势力旷日持久的论战中，充分展现了她的才华。1998年获得华裔美国妇女联合会的年度国家女性奖。2002年5月13日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授于她荣誉博士学位。 张纯如的家庭生活，也展现了一个现代年青女性的真诚、善良和美丽。她结婚十年，在繁忙的写作和社会活动之中，不失时机，早婚晚育，于2002年8月,生了儿子克里斯托弗.道格拉斯。为丈夫、为家人、为小生命奉献了她的至爱。在怀孕的同时，她还坚持写作，完成了她的第三部书《美国华裔史录》并于2003年4月出版。纯如在这本书中，追述了华人在美国生存奋斗参与创造这个年轻国家的150的历史。“从19世纪中业的淘金潮开始，直至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浪潮中，无论是最早期的华工还是今日在科技领域大显身手的技术天才，”“展现了他们在迈生的土地上，依靠自己的真诚和智慧，在劳动中锻造新身分和新命运的决心。”纯如写这本书，也反映了她的心目中所追求的一种人类文明。 为着追求人类文明，张纯如透过历史这面镜子审视人性的阴暗面，对南京暴行作了深刻的思考。她说：“在我读完几箱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材料，浏览了浩瀚的世界历史中古代诸多暴行的记录之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是日本在二战中的行径是由危险的民族所致，倒不如说是在一个脆弱的文化中，一个危险的政府，在一个危险的时刻，将其危险的理论贩卖到另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民族所致。我们应以慎重的态度看待南京的暴行，它阐明了人是多么容易被鼓励让十几岁的孩子泯灭天性，成为可怕的杀人机器”。纯如所指的“脆弱的文化”和“危险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推行的弱肉强食的文化和理论。日本右翼集团，，至今仍然紧紧抓住军国主义的幽灵不放，崇尚着这种危险的理论，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纯如思考良久，最后决定撰写《巴丹死亡行军》。让当年日本政府推行的这种灭绝人性的危险理论再一次曝光。让世人看清，忘记历史会重蹈覆辙的危险。 《巴丹死亡行军》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虐待美国战俘的又一桩残暴惨案。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陆军也开始进军菲律宾，并与美、菲联合守军交战。其中位于巴丹半岛上的美、菲守军与日军激战达四个月，最后因缺乏支援与接济，于1942年4月9日向日军投降，共约78000人。这批战俘被解押到约100公里外的战俘营而踏上死亡之旅。天气炎热，战俘们除了给少许食物外，不再有任何饮食。凡是企图寻找饮水与食物的，即被日军刺死或枪杀。即便有躲过日军视线偷喝到几口河水，也因河水里漂浮着尸体和绿色泡沫严重污染，引发严重的腹泻、呕吐而死。一百多公里的行军，最终到达营地死亡达15000人之多。历史上把日军这桩灭绝人性的事件，称之为“巴丹死亡行军”。很显然，二战中,日军从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以及其后8年中在中国的大片土地上实行的“三光(烧光、杀光、枪光)政策”，到1942年4月在菲律宾的巴丹半岛的死亡行军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地区，却是同一个日本的军队，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文化教育的产物。日本右翼势力的触觉，对张纯如这样一个“危险人物”的举措，再不像《南京大屠杀》出版以前那样迟钝了。他们居然暗中窥视，采用卑鄙手段阻挠、打压。 张纯如不顾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恫吓，毅然踏上书写《巴丹死亡行军》之路。可惜她病倒了。她的病，主要是操劳过渡引起的。我们看到，张纯如从撰写《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劫难》开始，她既为这骇人听闻的残暴罪行而震惊，更被掩盖历史丑恶的再度强暴行径而激怒。一路口诛笔伐艰辛地走过来，心身长期处于紧张的应激状态。睡眠不好，头发脱落，体重减轻，身体健康严重亏损；加上晚育得子，生下儿子克里斯托弗以后，原来的生活规律也被打乱，睡眠更差。面临健康的现状与她定下的书写事业，发生力不从心的矛盾。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书写《巴丹死亡行军》的紧迫感，使她心情十分焦急，而这种焦虑的心情对她的失眠更为不利。聪慧的张纯如，对自身的健康与疾病的问题，恰是一个盲点。她处在事业与健康的矛盾困扰中,没有从认知行为上处理好以健康为重，事业来日方长的关系，而使病情逆转。 最后的问题发生在张纯如对自身疾病预后的误判上。当得知她的病情与“抑郁症”挂钩的时候，心情更加焦急。她在抑郁症的盲区里茫然，从开始拒认到后来默认，最后被陷在困境里不能自拔。在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之时，她对“抑郁症”的病情发展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她可能认为抑郁症发展了下去,会导致精神致残，这将意味着丧失知识生命而失去自身的人生价值。她绝不愿意让一个生命质量极低、毫无人生尊严的生命体存在而玷污自己的人生。她趁自己理智尚存，对事业、对家庭一一作了交代和安排。留下要求家人记住她生病前的样子，记住她“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的遗言。最终，选择了“安乐死”。 我对自杀问题，过去总认为是消极行为,是悲观、绝望的表现。但其实，有些特殊情况的自杀，可能也可以是积极的人生选择。“士可杀，不可侮”，就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知识分子的一条人生底线。屈原著《离骚》、《九章》，自投汨罗江而死，就是古代的一个先例。在张纯如心目中，“魏特琳去世，就是一名英雄之死”。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中，曾竭力帮助南京难民，被南京人民称为“活菩萨”。日军在南京城中的暴行 ，使魏特琳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创伤。回到美国，虽经努力治疗，但精神仍一步一步走向崩溃。最终，她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留下的《魏特琳日记》，见证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美国基督教士联合会宣布魏特琳死讯时说：“我们认为像在战场上倒下去的士兵一样，魏特琳也是战争中的牺牲者。”张纯如，给世人留下《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留下她未完成的《巴丹死亡行军》，含恨饮弹而去。她为追求人类文明，捍卫人性尊严而死。她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英雄之死。她昭示人们牢记历史教训。“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 。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是的，我们应当牢记历史教训，以史为鉴，不让历史悲剧重演，共同开拓人类共享的文明和谐的大千世界。 《南京大屠杀》读后感(五)：罪恶的无限膨胀 坐在暖和的理应让人出汗的教室里看完这本书,竟然止不住的打冷颤,全身不住起鸡皮疙瘩,手止不住的抖.因为事实太让人心惊肉跳.人性的丑陋一面是如此可怕. 《南京大屠杀》读后感(七)：这本书值得每一个家长讲述给自己的孩子 虽然很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电影院看过《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也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新闻，但系统、真切地了解南京大屠杀整个事件是从这本小说开始。 读到日军的种种暴行时，眼泪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看到几个高举人道主义旗帜的外国人无力地救助者南京市民，内心羞愤交加。看到拉贝回国后遭遇困境，南京人民发起募捐，为拉贝家人捎去各种生活用品，又有一股暖流冲的眼睛湿热不止。 合上书本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从小被教育爱国、警钟长鸣、不忘国耻，但从没有一场爱国主义教育像这本书给我如此深刻的感受和激起我对日本强烈的仇恨。我曾经到过南京这座城市，在城市里探访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几十年前的这场灾难给这个城市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痕迹，甚至没有想过要去看一下纪录这个事件的博物馆。两年前，我还去过日本，用相机记录日本的各种美丽，而在今天，我真的再也没有心情去欣赏这个国度的美丽，甚至在内心暗下决心，再也不用任何日系化妆品、再也不踏上这个国家的领土！ 我要把纯如的这本书珍藏在书柜里，等到孩子五六年级时，引导他们去阅读这段历史，让他们知道，国家危难时刻，人民将会被涂炭如芥草，要让他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甚至我觉得，这本书应当作为中学生或者大学生的必读书！ 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 《南京大屠杀》读后感(八)：血染的城墙 书的封面上是一道血染的城墙残垣，可以想象当年弹孔的密集程度就如同现如今城墙上绿了衰，又绿又再衰乃至无穷尽的爬山虎啊！ 200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70年的历史，对于一百年也似一下子的中国而言，可能只是一下子，但这样的一段历史不是，也永远不可以是一下子。但这段历史毕竟已经长久地湮没于全人类的视野，而亲历或记住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必将越来越少。教科书的那几字几句让我想到同样寥寥的那句“真正的旅顺人只有36人，他们是用来清理大屠杀后的尸体的。” 所谓“在意的遗忘”是自己倾注心力的却又只能带来痛苦的回忆，可以存放在不常被翻起的记忆角落。而这又仅适用于亲历历史的不愿往事重提的人们，作为后人的我们实在没有权利搬出“在意的遗忘”这样的借口来掩盖我们日益淡忘的事实。 作者张纯如的观点不是讨伐日本的残暴恶意行径，而是希望通过记录历史来唤醒世人尘封甚至是未知的意识。而我的观点是希望通过像我这样一名微不足道的中学生写下的文章也能有一定的对历史重新认识的作用以及从事件本身对整个历史的影响与由此带来的国民性的思考。 因为西班牙哲学家乔治•桑塔亚说过：“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我们也知道“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大屠杀。”在战争反省的问题上，我们也一直重复着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要求日本反思的多，而反思自身的少。的确，面对战后的右翼势力有所抬头而又积极争取政治大国地位的日本，我们没有理由不要求它的尽快反省。但战争客观上是双方的，我们也要记住自己的历史。有法国记者做过南京和日本广岛的比较，那份报告的结果是令有良知的中国人痛心的。 由于读这本书时涌起的无数次愤慨和惋惜，也促使我更多地去思考中学课本中鲁迅先生在民国时期写下的或杂文或小说。文字的共同指向，与南京大屠杀中加速惨剧扩大的中国人自身体现的国民性弱点是一致的。 那便是集体无意识。 所谓集体无意识，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而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而时间是载体，事件是加速器。 《灯下漫笔》中将中国人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对于人的价值与追求，他有“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因此在他眼中所谓一治一乱终究仍然体现着我们的集体无意识。 而集体无意识这个中性词，读上去却倍感伤悲，正是我们这样的心理，这样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心理，才更让人难受以及愤恨。刑场上欢呼的人，酒馆里的看客甚至只是鲁镇上的人们，他们都没有特定的身份，只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如果仅仅用愚昧、无知来判断他们的行为，那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的后者便无从体现。 而这也延续到了南京大屠杀这个特定的事件。究其原因，我可以浅略地说有三个。 首先是经济根源。以分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带来了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思想。其次是政治根源。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压迫下，养成了大部分人的奴性。第三是思想根源。长期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和为贵的思想在人们心中渐渐消极化，安于现状变成大部分人的思想主流。 三者的指向一致——在没有特别外界影响下，历代国人“宁做治世犬，莫做乱世人。”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发动了大规模南京大屠杀。 在此之前，也就是最后的屏障上海沦陷后，南京有权有钱有关系的人都随远去的政府官员走了。那是有好几层船舱的船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迷茫而无助的黑色瞳孔里里，在酝酿怎一幅安定日子的美好蓝图？还是仅仅为了少听那么几次警报，少被“飞机来喽，飞机来喽！”折磨抑或只是不想钻入满是陌生人的防空洞？到了异地能否存活还是后话，而现在他们是为了享受，还是背井离乡，个中滋味早已无从辨别。 留下的人，必将面临灭顶之灾。 而日本官兵也在长时期的武士道精神熏陶下，来了一次彻底的虐待转移。正是应了一句：“当最无权的人，一旦掌握对等级更低微的人生杀大权，就会变成最残暴的人。”的确，他们人性中扭曲的东西会使最令人难以言说的罪恶诸如杀人、强奸、活埋等等在瞬间变成平常琐事。不止是一个人的而是千千万万个人的生命消失了，惨死在日本人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的狂妄念头中，而且到了第二天，他们的死亡便已毫无意义。那些带来死亡悲剧的人，他们居然还贬低遇难者的人格，强迫他们在极度痛苦与羞辱中断了气。于是血染的城墙，血染的扬子江，身躯填埋的壕沟……出现在书中，出现在我们永远不想再见到的历史影像与我们的记忆中。 我们不乏斗争与反抗，甚至也有外国友人的极其重要的人道主义帮助。但我也发现这样的反抗多源于两个原因。 其一是保命。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命，奋力涌进国际安全区，甚至在死人堆里装死等等； 其二是保贞节与伦理。在中国这个以女人失节为大耻辱的传统观念下，南京的女性受的苦难最为深重，有的因此受孕，有的奋而自杀。日本官兵还逼迫全家老小通奸，在重伦理秩序的国人心中，不反抗已然违了最基础的道德。 两者的指向依然一致，自己或是家庭大于整个社会。 而在反抗与斗争作为一个方面的同时，我也看到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是这样。 东史郎，一位亲历南京大屠杀的士兵的日记中写道：“7000俘虏躲在一个地方，聚集在在夜空中摇晃的悬挂在枯枝上的两面白旗之下。”那些俘虏是一伙衣衫褴褛的男人，穿着蓝色军装、蓝色棉布大衣，戴着蓝色棉帽子。日本人将俘虏排列为四个纵队，令白棋在前面打头。这个由数千名中国士兵组成的集团，耐心地等待日本人带走他们，从而指引他们进入投降过程的下一步。他认为自杀比投降更可取，由此对中国人的鄙视加深了。 这就是我们的驻守南京的军队吗？已经撤走了全部空军，转移了全部先进通讯设备，一夜内拼凑的连语言都不通的军队，而最关键的我想还是上文已经提到的集体无意识。中国士兵没有团结一致作战的观念。 因为如果我们30万南京居民和9万军队赤手空拳对付5万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如果我们较落后的空军能去与日本先进空军同归于尽，如果……连日本人都坚信，如果我们奋起抵抗，那么日本部队也会被全体消灭。然而我们没有。并且大部分遇难者的家属都选择了沉默，没有太多即使是战后审判的正当赔偿要求。鲜有当年的慰安妇能站出来，在今天的法庭上痛陈日本的罪行。 因为名誉、面子，因为安于现状的内心愤懑不平，因为时间，因为一段永不愿揭开的伤疤。而我们，没有亲历历史，却也安然地遗忘着，并且因了那个放之四海皆准的集体无意识而心安理得地追求着我们今天该追求的梦想和金钱。 韩少功先生《时间的作品》中，有一些话能够解释我们自以为安然的遗忘。 “时间就是这样一个魔术师，可以使苦难变得甘甜，可以使荒唐变得正常。它还可以抚平伤痕、融化仇恨、磨损心志、消蚀良心，甚至使真实消失无痕，使幻象坚如磐石。”这恰如当时直至今日的日本政坛和民众在时间的磨损下依然没有了负罪感，而我们呢？坚信狭隘民族主义、愤青式爱国不是真正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的我们，不也随时间消逝，只在特定日子才会想到这段令人无法安睡的血腥历史吗？ 但他也同时写道：“处于特定的时期，正义可能遭到践踏，谣言可能奉为真理，诚实可能遭到唾弃，恶俗可能被奉为时尚。……同样是因为特定的时机，不可一世的强权转眼间不攻自溃，众口一词的欺骗转眼间烟消云散，多少显赫逼人的风云人物不知不觉成了垃圾，而多少智慧不凡的忠言穿过历史的岩层重新被人们聆听。” 所以，尽管时间的消逝，我们忘了太久，但我们还是得相信时间，即使我们缺乏永生的机会，也许看不到历史被大白于天下的那天。因为： “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事业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持久战”的事业，从来都需要以时间积累作为制胜的筹码。” 我，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中国公民，如果能做出微不足道的努力；如果许许多多人做出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努力，那么无论中、日，还是全世界，尘封的记忆，消失的记忆，又何怕遗忘，何怕篡改？ 谨献给用平生最唾弃的武器结束生命的张纯如女士。 Email: [email protected]/* */ 参考书籍、文章 1．张纯如.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2．韩少功. 时间的作品[J]. 优秀作文选评(高中版)；2006,(12)； 3．戴桂斌. 荣格集体无意识述评[J].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03)； 4．古同.日本人该反思，我们呢？[J].世界知识，2005，（17）。 《南京大屠杀》读后感(九)：请不要把仇恨当作外交工具 当我们看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我们就开始恨日本人了，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确实在被媒体灌输着什么...... 《南京大屠杀》读后感(十)：张纯如女士，一个有勇气的中国人 能历经数年搜寻资料，忍受残忍事实的侵蚀，身心都受到伤害，但是她依然坚持把悲惨的过去展现给世人，真的想为她鞠躬感谢。是她让我们现代幸福的人们认识到这段一辈子都不可以遗忘的历史。日本人的变态行为令人发指，太可怕了。日本侵华期间杀害了1900万中国人之多，这个数字是多么吓人。更令人痛心的是，受害者在战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反而是在压抑的环境中度过余生，难道选择性遗忘在中国也上演了？建立外交关系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安抚受害者的心灵啊。而张纯如在写完之后，依旧备受外界和自己心灵上的冲击，忍受不住自杀了，她无疑是伟大的，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应该在危急的环境中站前一步，而不是一味退缩，对于张纯如的去世，我感到很伤心也很惋惜。非常感谢张纯如女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