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个月。
严振分别查了灌酒的人,但人数众多,有些去了其他城市,有些人不承认。 这事查起来太艰难了。 直到有了一个新的线索,是同行的一个伴郎说:“我好像看到有人往杯里加了东西。” 严振惊喜不已:“是谁?” “他叫刘明。” 等严振找过去时,却得知刘明早在三个月前就醉酒掉进河里死了。 线索就这样断了。 但他心中有一种预感,或许,那杯酒是刘明用来对付张苇然的。 却被自己给喝了。 他不由得苦笑:“若真是这样,从始至终,张苇然才是受害者。” 而他们全是加害者。 这个可能的真相令严振沉重不已,愧疚的情绪像是藤蔓一样蔓延。 每天严振都会去张苇然的房间待一段时间。 同张苇然还在时一样,坐在她坐的凳子上,透过青绿色的木窗,静静看着银杏树叶随风飘扬。 好像坐在这里,就如同张苇然还在一样。 但渐渐地,严振感觉越来越孤独,这个房间他也不敢再进来了。2 只要一进来,他的负罪感,孤寂感就会愈发强烈。 在这种情绪下,严振只想逃离,所以在上级给了外派的指标时,他毫不犹豫就去了。 …… 三年后。 1985年,米国大使馆。 严振坐在办公室内,阳光从玻璃映进来,照在他处理着事务的身躯上。 这时,一个随员神色匆匆赶来。 他急忙禀报:“严参赞,华人街在十分钟前发生了大规模的氢气气球爆炸,导致我国数名公民受伤了。” 重大国际事件。 严振“蹭”地一下站起来,拧紧眉,沉声问道:“有人死亡吗?” “医院暂时还未宣布,现在都拉去抢救了。” 得到答复,严振立马做出决定:“走,去医院!” 说着,他大步跨了出去。 很快,轿车行驶到了医院。 走廊上,到处是被炸伤的伤员,“哎呦”的叫着,而医务工作者明显不足。 严振的眉间皱的更深了,他对身后跟随的随员说道:“你去统计我国伤员人数,派人安抚群众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如果有记者来报道,第一时间通知我。” “是。”随员领命后,立马开始落实下去。 有条不紊地处理后,随员传来了一些好消息:“参赞,这个医院我国受伤人数24人,全部是轻伤,没有人员死亡,还有一些在其他医院,已经有人去处理了。” 严振总算松了一口气。 正在这时,一些记者扛着摄像机,夹着话筒来到了急救室。 看着他们试图去采访伤员。 严振摇了摇头,正打算去阻止,就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不好意思,他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 轰地一声。 像是一道惊雷在耳边炸响,严振骤然望去,一个黑发的国人站在那儿。 但她的面前拦着记者,严振看不清她的脸。 严振一步一步靠近,那人的眉眼也一点点地出现。 弯弯的柳眉,标准的瓜子脸,那一双原本如同死水的眼睛,此刻却是明澈温和的,而眼底则是不容置疑的拒绝。 严振瞳孔一缩。 那是—— 一张和张苇然一模一样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