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30米外的河滩上，几个警察与一个孤零零的行李 箱杵在那里。

其实我已经记不清，今年来过这里几次。不远处的巨大桥 墩总像是在帮我们，多具从上游飘来的浮尸被它阻隔，搁浅在 这片河滩。

我从勘查车上拎下工具箱，穿过人群，朝抬高警戒线的治 安队员点了下头，微屈上半身，钻进警戒线，也钻进新案子 之中。

一个24寸的黑色行李箱倒扣着，拉链已经被打开，露出 的部分，看得出是人的躯干。

“还有其他人动过尸体吗？ "我边戴手套边问。

岸边吹过一阵风，裹住尸体特有的气味扑来，几个警察忍 不住捂着鼻子。

“没有，就报案人因为好奇拉开了拉链，其他人没动过。” 看他难受的样子，应该是个新警察，我顺手将自己的口罩递了 过去。

我躬下身，小心地平移开箱子，挥了挥手，苍蝇四散。

死者下身赤裸，上身套了件残破的深蓝色外套。我注意到 箱子里有些衣物残片，便拿了几块拼在死者袖子的破口处比 较。吻合。

我蹲下去，拉开她的衣服，伸手按压她的腹部，硬邦邦 的，那是因为肠道充斥着腐败气体。

5天以上。我圈定了大致的死亡时间，考虑到天气因素， 再早的话可不是这种衣着。

法医基于案发现场给出的基本判断往往会影响最初的侦查 方向，这总让我想起随堂考试。

我不知道这个姑娘的名字、容貌，还有她的过去。能告诉 我一切的，现在只有这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一行人提着担架朝现场走来，下河滩的路很陡，看着他 们，我突然想到，凶手提着这么重的箱子，想顺着河堤斜坡下 来可不容易。

是的，这里不但不是案发现场，甚至也不应是第一抛尸 现场。

我把躯干包好，帮着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她装进黑色裹 尸袋。

看我们抬着黑袋子上了堤坝，围观群众迅速向两边避让, 让出一条宽敞异常的通道。

闪着警灯的勘查车没入车流，窗外人潮熙攘，一切如常。

车里没人说话。

发现无头女尸的4天后，我在自家小区门口看到了为碎尸 案张贴的寻人启事。

女性，年龄20-25岁，身高155-160厘米，体形中等, 身穿深蓝色长袖外套。

没有死者的面部照片，只有一张衣物照，是塑料模特穿着 死者衣服拍的，衣服破口通过电脑后期修复过，末尾还附上了 那个孤零零的行李箱的照片。

4天过去了，我们依然不知道她是谁。

悬红告示遍布街头巷尾。我们将排查对象的失踪时间扩大 到案发前10天，侦查范围也由本地扩大到河流上游地市，还 是没有一个吻合。

每晚11点，结束了调查的刑警们就会聚在一起开会。这 样情节恶劣的碎尸案，一年也少有几起，他们会揪着细节一遍 遍跟我确认。

案子没破，这样的会也不能停。

有一次经过走廊上的长沙发，我忍不住数了数，那么小的 地方，足足有6个外侦兄弟挤一块儿补觉。

没人报案，也没人露面。解剖室那具无头女尸还在那儿, 似乎真是顽强地等待着自己的头颅与四肢，等待着我们来讲述 真相。

我们争论了很久，最终还是回到原点，回到现场。

拦截女尸的大桥是条主干道，连接着周边数个地级市，与 河流经过的地方并不完全一致。

一种质疑声逐渐占了上风：那个黑色行李箱会不会是从桥

上扔下来的？

如果是公路抛尸，那往往会有汽车参与。这个思路之下, 尸体发现地可能和第一案发现场距离很远。若果真如此，我们 的排查范围还得扩大，难度可想而知。

有的时候，漫天撒网也是办案过程的一部分，为的是给这 些陷入困局的案子，争取一线生机。

可我不这样看。

“对第一现场，你有什么想法？ ” 一天，队长突然把我叫 到办公室。

“我还是认为，凶手是在附近河边抛的尸。”

我的判断基于女孩的行李箱和衣服，看起来材质一般，也 不是什么昂贵的品牌。这两样物品我前后勘验了不下6次，对 它们非常熟悉。

我怀疑死者和凶手应该都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外来务工者, 他们应该不太可能有大型交通工具。其他的运输工具，不管是 摩托车还是自行车，驮着一个尸体长时间暴露在外，没有凶手 会傻到这样做。

我仍然坚持，排查重点应该聚焦在周边两三千米内的几个 打工村。

一个错误的判断会耗费掉本就有限的人手和精力，更可能 会使后续侦查徒劳无果。排查圈究竟应该扩大还是缩小？现在 我们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

“要不弄两个箱子实验下？ ”我问队长。

一周之后，我和技术组的同事来到那座大桥上。我们手里 提着两个行李箱，里面有近40斤的填充物，与无头女尸的躯 干一样重。

冬日的河岸一片灰蒙，几百米的堤岸看不到一个行人，河 水翻起浑浊的浪。

我在打捞上女尸的地方，望着大桥。

电话响了。这是约定好的信号：准备就绪。

突然，一个方块状的黑影从桥上极速下落，“膨”的一声 巨响，像是引爆了一枚小炸弹。箱子一碰水面就爆开了，水花 溅得很高，巨响穿过喧嚣的车流，直冲进我的耳朵。

待到捞上来，箱子所有拉链和线缝都被扯开了。冲击力 很大。

我们抛下另外一个箱子，得到一样的结果。这意味着，如 果凶手是从桥上抛尸，箱体一定会严重受损，而装无头女尸的 行李箱是完好的，被发现时甚至还处于相对密封状态，只是因 为尸体腐败，箱子才浮上水面。

可以确定，抛尸处并非大桥之上，很可能就是上游河滩, 应该也不会很远。

我坚持的思路成了破案方向。

大桥行李箱实验后，在回警队的路上，我收到了女尸的 DNA （脱氧核糖核酸）检验鉴定结果。最后收集的那几根子 宫棉签派上了大用场。

一个男性的DNA分型被检验出来，并且和女死者的 DNA分型符合单亲遗传关系，通俗点讲，死亡女孩的肚子 里，有一个正在成形的胎儿。

一尸两命。

胎儿的父亲是谁？女孩会不会是因为这个胎儿而遇害的？

更奇怪的是，即便是意外，怀有身孕的女孩失踪半个多 月，竟无男友或亲友报案。

“你说死者有没有可能除了认识凶手，就没有其他家人朋 友？”看着一张张行色匆匆的面孔，我忍不住和同事嘀咕。

“这谁知道啊，或许没人关心她吧。"同事一脸无奈。

我想象着这个女孩的脸，如果不是发生了这样的事，现在 的她应该也和这些行人一样，奔波在晚高峰的车流里。

女孩的死亡乃至分尸，安静得有些吓人。我们在DNA数 据库里没有比对出死者的身份，也没有胎儿父亲的线索，两人 都没有前科。

破案的一丝光亮转瞬即逝。解剖台上的女孩在等，我也 在等。

对不起啊，我只是一个法医。

读大学的时候，这专业还没什么人知道，班里29个人, 包括我在内，28个人是调剂过来的。入行之前，觉得法医能 勘破死亡的表象，还死者一个真相，是件挺有意义的事。但十 几年过去，还留在岗位上的同学不到三分之一，我自己整理的 未破命案也有了 50多起。这当中，有物证齐全就是逮不到人 的，也有知道凶手身份，但就是查无此人的。

干得年头越久，手上的沉案就越多，每一起都是心里 的坎。

跨过这些坎，才能接新的案子。可一旦跨过去，又会歉 疚，谁给这些死去的人一个交代？尤其是这种无人知晓、无人 在意的女孩？

破案有时就差一个契机，但契机究竟明天来，还是永远不 会到来，我无从得知。

这就是这个职业的宿命。

周边几个村的出租屋成了排查重点，那里住着不少外来务 工者。

如果案发第一现场是出租屋，那么凶手很可能立即清理并 退房。而且马上就要过年，凶手辞掉工作回老家再不回来，谁 都不会怀疑什么。那时，我们就真是大海捞针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有些冲动，与同事一起来到周边村里的出租屋调查。

一间，一间，视野里并没有出现蓝色荧光——那种鲁米诺 试剂遇到血迹的典型反应。

我放下手里的喷壶，站了起来，长时间蹲姿导致的低血压 让我头晕。室内除了执法记录仪闪烁的灯光外，一片漆黑。

“开灯。”

旁边的同事放下相机，打开出租屋的灯，问：“多少 间了？ ”

“22间了。"我回头看了眼记录本，上面写着一个月来我 们勘查过的所有出租屋。

“会不会不是这些村子啊？开车丢的？你想，头和四肢都 没有发现，万一真是上游一些远地方漂来的呢？ ”同事渐渐对 这种看似漫无目的的搜查丧失了信心。

会是下一间吗？头顶出租屋的灯光打在我脸上，冰冷、苍 白，又让我想起解剖台上的姑娘。

还有一周就过年了，空出来的出租屋越来越多，可第一现 场还是没有找到。

我不是侦查人员，也不是情报人员，看不到视频监控，也 分析不了数据，每天还有很多尸体排队等着勘验。我能为这个 女孩做的，似乎已经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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